
武可亮(右二)和喜洋洋民乐团的团员正在排练。 刘洪涛 摄
家住临沂市临沭县郑山街道南古村的武可亮是喜洋洋民乐团的团长,因为经常被请到城里演出,今年59岁的他成了附近十里八乡的“大明星”。
有人喊他“团长”,有人喊他“大明星”,武可亮总会立刻纠正:“喊我老武就行。”
怕别人说“摆架子”
见到武可亮,他正在发愁:年关将至,附近村子里的“粉丝”纷纷打来电话,邀请他和喜洋洋民乐团去演出,“从现在算起,一天一个村都演不完,都是老熟人,不去谁那儿演都不好。”
说起过年演出,武可亮翻开床头上的笔记本,上面记满了密密麻麻的名字和电话号码,“有人打电话(邀请演出),我就记下来,一般都是村支书或者是会计,至少有三十几个村。”
“人家打了电话,不去显得不好。”武可亮怕别人说他“摆架子”。
面对这“幸福的烦恼”,武可亮有些不适应,“前些年,我们在一块儿练习,连家里人都嫌吵。”
晚上7点,武可亮把团员都召集起来说:“今天不排练,咱们讨论一下过年演出的事情。”有人建议先从大村子开始演,有人说捡着熟人的村子先演。最后,武可亮问大家:“一天演两场行不行?”
“我早就想好了这么干,只是得征求大家的意见。”武可亮告诉记者,团里有些人身体不是很好,有的还要照顾孩子,“一天演两场确实紧张了点儿,不过幸好大家都同意了。”
“中午在农村大集上演一场,晚上换个村再演一场。”武可亮没告诉记者,晚上演出最早也要9点半结束,他也没说,这个时候的临沂,晚上温度能到零下七八度。
“谁要谈钱就别来了”
铜锣、皮鼓、京胡,再加一套廉价的音响设备,几乎是喜洋洋民乐团成立之初的全部家当。由于缺乏资金,团员们本着能省则省的原则,自己制作和修理乐器。至于演出的服装也是五花八门,更不用说上妆了。
没有排练场地,武可亮就和团员们“串门”,一天一家这样轮流着来。“条件是差了点,但是我们也不觉得有多苦,主要还是因为有这个爱好。”剧团成立之初,武可亮一个人就掏了3000多元钱。“我们都是免费演出,也有过意不去的乡亲会给点钱,基本上就是用来添置点乐器。”
“打电话组织人要花电话费、熬夜排练要花电费和水费,到别的村演出要花交通费,看着不多,累计起来也不是个小数目。”武可亮告诉记者,剧团成立之初,不少人都建议收费演出。
性格一向温和的武可亮发了火:“谁要谈钱就别来了。”在他看来,大家聚到一块就图个乐呵,“有人愿意看我们演出,我们求都求不来,不能管人要钱。”
2012年下半年,喜洋洋民乐团终于有了自己的排练场地——小博士幼儿园。“虽然只能晚上7点到9点用,但我们已经很知足了。”对村里的支持,武可亮很感激:“只能更卖力地演出,回报他们。”今年,在市财政的帮助下,喜洋洋民乐团的音响设备和演出道具也被更换一新。
“给农民演戏也得讲究个好坏”
武可亮告诉记者,团里有时候也有小矛盾,“叫他唱了,没叫别人上场,别人就会有意见。”
遇到这种情况,武可亮会尽量延长演出时间,实在不行,他会把质量不高的往后放,“虽说是给农民演戏,但咱也得讲究个好坏。”
今年8月13日,是农历七夕节。武可亮带着他的民乐团在南古村文化大院里组织了“农村好声音 唱响七夕节”的汇报演出,欢快优美的器乐合奏《喜洋洋》、歌颂十八大以来南古新变化的《四个大娘夸家乡好》、抒发新农村幸福生活的《双脚踏上幸福路》……精彩节目赢得了现场观众阵阵掌声。
为了这场演出,武可亮和团员们排练了整整一个月。“有些节目是我们自创的,需要边排练边修改。”武可亮告诉记者,排练《四个大娘夸家乡好》的时候,他们请来了镇上文化站站长王仕传和县里文化馆专业演员,“要做就要做到最好”。
由于常年组织群众文化活动,临沭县文化馆馆长高娟对武可亮印象深刻:“演起节目来,有一股子认真劲儿。”
就因为这股子认真劲儿,武可亮和他的团队被王仕传“收编”,“我们把喜洋洋民乐团纳入到送戏下乡队伍中来,帮他们协调场地,财政上也会给一些补贴。”(中国文化报/王松松 通讯员 李东芹)
其布厄,是傈僳族弹拨弦鸣乐器。傈僳语“其”是弦子,“布厄”为傈果,意即圆筒形的弦子。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