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杜拉:首先古钢琴会特别清晰地突出莫扎特乐曲当中的特质,令我在吸收之后自然而然地将这种理解反映在现代钢琴之上。其次它比较轻,演奏起来更为灵活。这可能是两者之间最明显的差别。另外,现代钢琴家几乎无时无刻都不在使用脚踏板,可是很多作曲家,比如舒伯特,在作曲的时候非常明确地表示了“不要用踏板”—现代的演奏家们没有几个能够遵守这一规定。声音方面更不用说,古钢琴要精细得多。
我是历史链条中小小的一环
日报:作为世界上最为年长的演奏者,是什么令你孜孜不倦的出现在世界各地舞台上?
巴杜拉:首先当然源自我对音乐的热爱。其次,出于一种强烈的希望,我总想以更为个人化的方式去向这个年轻的世界展现我对那些音乐家们的理解。我不是奥运会选手,不是弹琴速度最快的钢琴家;但我也许可以在音乐中表达的内涵比别人要多出一些。因为我的经验更足,而且在有生之年也算是离那些音乐伟人最为接近,如勃拉姆斯、勋伯格、斯特拉文斯基—我还认识后者的儿子。也就是说,我在这个长长的历史链条中也是小小的一环。
日报:你当年与约尔格·德穆斯、弗雷德里希·古尔达并称为“维也纳学派三杰”。你们那时的音乐信念是什么?
巴杜拉:这问题无法简单地以几个字加以概括。在维也纳学派看来,音乐就是美好的声音。我们仨都自认是伟大作曲家的仆人,遵从音乐传统和原作的法则,在此基础之上有着属于自己的表述。所谓“音乐才能”其实就是对和谐声音的热爱,这也是音乐最根本的东西。
德穆斯跟我是好朋友,他在前几天(12月2日)刚满85岁,我给他发了封邮件表达祝福;古尔达几年前已经去世了,他虽然并不是一个相当出色的钢琴家,却是个创造力极强的作曲家,严格遵循古典学院派的路线。
日报:你从古典乐黄金年代一路走来,常常在世界各地举办大师班教授新一代的学生。你怎么看待过去和现在学音乐时的心态变化?
巴杜拉:有两个方面。第一,现在的孩子在学习时完全屏蔽了想象力。他们只知道拼命模仿唱片里演奏家的方法,试图达到录音棚里的那种效果:没有任何差错,同时也没有丝毫魅力。对任何一名钢琴家而言,技巧固然是重要的,有助于表达出更好的音乐,但这绝不是最终的目标,因为音乐不像是体操之类的体育运动,而涉及到更多关于精神、哲学、成功、美。这是一个危险的方向:每次演奏都如出一辙。对于小孩来说尤其如此,他们常常按照固定的一种方法去学习某个曲子,会惯性思维地认为哪里是正确的、哪里是错误的;而对于乐团来说也一样。另一个危险的方向恰恰相反:过于创造性、过多的变化,甚至改变了音乐原本想要传递的含义。比如这段音乐是表现痛苦,结果你却以欢快的情绪演奏出来,我举的当然是最极端的例子。这是所有音乐学院的问题,不是一个极端就是另一个极端,达到中间平衡状态的黄金时代真的已经过去了。
作者:钱梦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