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把古典音乐搞成金钱游戏(一)

　　高票价可以暂时使演出市场赢利，却无形中吓跑了一批观众中古典音乐的中坚力量。钱可以买来附庸风雅，也可以邀来世界顶级的乐团，却一般来说很难买来音乐。音乐不是钱就可以镀上的一层光鲜的亮色，如一抹腮红光鲜地涂抹在我们的脸上。

　　如今，古典音乐已经越来越流行，甚至成为我国一些为打造国际化大都市而设计的一张醒目的名片。比如北京的音乐节，就已经轰轰烈烈地举办了好多届，音乐节大多是靠古典音乐支撑;再比如前年为纪念马勒逝世百年，国家大剧院特意组织的马勒第一到第十全部交响曲的演出季，请来世界有名乐团，历时5个月，无论在世界的哪座城市，都堪称大手笔。

　　或是对于古典音乐的爱好与认知的回归，或是为城市文化品位的提升和文化形象的打造，无论出于什么样的初衷，水涨船高一般，随着古典音乐的红火，音乐会的票价虚火膨胀，一直在高位运行，动辄上千元一张的入场券，已经不在话下，而且此起彼伏在很多城市风起云涌。有钱能使鬼推磨，即使世界再顶级的乐团，请到中国演出，也是手到擒来。国际顶级乐团走马灯来了不少，西蒙·拉特来了，祖宾·梅塔来了，仅捷杰耶夫率领他的乐团就连续来北京四次之多。因有世界知名乐团加盟中国古典音乐市场，更是将高票价持续升温，居高不下，形成恶性循环。

　　古典音乐高票价之所以有市场，不是因为我们国家的经济发达了，完全有能力可以支付超过发达国家的票价水平了;也不是因为我们观众的腰包真的鼓胀得没处打发了，供不应求而使得票价如此水涨船高。而是因为有大买家愿意花大钱买票，然后考虑各种关系赠送，成为社交的一种高雅方式，或带有音符和艺术气味的润滑剂。因此，这远不是真正的市场行为，或者只能说是一种畸形的市场行为。

　　如此，我们会发现，真正的音乐迷，不少被挡在剧院的门外。而持有赠票而款款入场者，不少则只是附庸风雅者，不愿意附庸风雅者则干脆把赠票以低面值价格卖掉，剧院外才会有票贩子在活动，将上千元的门票降价两三百元兜售，便成为见怪不怪的一景。

　　《谁杀死了古典音乐》一书的作者莱布雷希特，早就指出是各方面的唯利是图“把古典音乐搞成金钱游戏。 ”在有些人眼里，已经春江水暖鸭先知，敏感地察觉到中国文化市场蕴含着暴发户的心态，将古典音乐认为是高雅文化的象征，媚雅便成为一种时髦的文化表征。那么，就将古典音乐演出市场等同于艺术品的拍卖市场或高档商品的专卖店一样，既然是高雅艺术，自然就要有相匹配的高位价格，价格不菲，便成为一种理所当然并心安理得的趋势。

　　其实，这是对古典音乐最浅薄的认知。再伟大的古典音乐，和普通百姓也应该是贴近的，而不能仅仅沦为少数人的专利或附庸风雅的点缀。文艺复兴时代，意大利的音乐家蒙特威尔第，为了让歌剧摆脱当时仅仅是贵族观赏的特权，而能够让更多的普通人进入歌剧的剧场，首先在威尼斯实行2里拉一张门票的便宜策略，做成他非凡的努力。如今，我们却反其道而行之，做得远远不如蒙特威尔第了。

　　记得前年到国家大剧院观看郑明勋指挥的马勒第四交响曲，最后有三段以孩子的眼光唱天堂情景的唱段，由一位我国旅德的女高音演唱，唱得是美轮美奂。其中第二段有这样的歌词：“我们载歌载舞尽情欢笑，这里有新鲜的水果和蔬菜，有随意品尝的美酒，还有天使们烘烤的面包。”当时，不由得走神，心中暗想，一个孩子眼中的天堂，要求并不高，其中只要有天使们烘烤的面包就可以了。我猜想那面包的价钱应该不会太贵，起码不应该比马勒音乐会的门票贵。

　　在国外，古典音乐会的票价，一般而言，远远赶不上我们这里的贵了。仅在美国，以我一管之见，即在芝加哥听的芝加哥交响乐团和在费城听的费城交响乐团的音乐会，最高票价是60美元，学生票价10美元。在费城的交响音乐厅，每晚演出前的下午5点半，售票处开始出售本场的特价票，每张只要10美元。花10美元买到的票，不见得就是座位最次的，而是根据本场音乐会剩余票的座位来出售。因此，每场所售的特价票不等，有时是100张，有时是几百张。这样的做法，不仅方便了那些爱乐者，也大大解决了音乐厅的空座位问题。我头一次去晚了，没有买到特价票，那一次是德彪西的《大海》。第二次，5点半前就到了，前面已经排了20多人。这一次，听的也是马勒，马勒的第三交响曲。同样的马勒，在费城只卖10美元，合人民币60多元。在我们这里，最便宜的也要180元，能买人家三张票。更不要说上千元一张的门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