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交:风景之美源于改革之笔(二)

　　深化改革：不把“包袱”推向社会

　　一直以来，“稳中求进”的深交，在开展改革的同时，一直都在思索如何将改革的牺牲缩减到最小。2006年，深交的第二轮改革大幕拉开。

　　由于年龄渐大、身体欠佳等原因，一些演奏员渐渐不能适应交响乐演奏快速变化的新形势了。经过反复思索、研究，深交按照“老人老办法，新人新规矩”方针行事，大胆推出了关于人员分流的新方案：将考核不合格的人员，组建以普及性演出和业余教学为主要工作任务的小乐队。这是深交对团员的一次重新“洗牌”。深交通过重新整合资源配置，将乐团一拆为二，划分为管弦乐团和室内乐团。

　　“2006年的那次改革是专门针对在编人员的一次改革，改革变动得比较大，比较彻底，很多同事就是在那个时候分流的。”郑冶说，“比如，一个声部只需要3个人，那么在这个声部的所有人都要进行一次考核，考进前三名的就进一团(管弦乐团)，后面的就进二团(室内乐团)。当时一团留了20多人，分流到二团的有30多个人。”

　　这样做，陈川松有着自己的思考。他认为，交响乐作为古典艺术的一种形态，目前确实存在曲高和寡的问题。而作为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的深交恰好应该承担起义务和责任，满足公民的基本文化需求。因此，在确保管弦乐团完成公益性演出任务的同时，他希望能发挥室内乐团轻便化的特点，以市场化的方式，扩大演出场次。

　　如今，管弦乐团每年以音乐季为主轴，攀艺术高峰。室内乐团则面向基层，走社区、校区、厂区、军营等地，向群众普及高雅音乐。

　　2006年，深交还成立了艺术委员会，定期对乐团现有人员和新引进人才进行业务考核把关，对演出质量、演出场次进行评估。像刘鸿瑒、毛冉、马俊、刘鹤、卢宣融这些深交的新生代，对专业练习一刻也不敢松懈，因为一旦退步，就可能遭到淘汰。

　　2006年深交在完成第二次改革后，面向全球进行了一次扩招。大提琴演奏刘鸿瑒刚从天津音乐学院毕业，正好赶上了深交在北京的招考。“那一年招得比较多，要换新鲜血液，我这个岗位当时招了3个，这算是非常多了。”考进来本就不易，想要留下，更得靠勤学苦练。“乐团的考核挺严的，每年都有专业考核，如果专业考核两次都达不到，慢慢就淘汰不要了。”深交的艺术生产由此充满活力。

　　艺术创新：勇于挑战，敢为人先

　　在深化体制改革的同时，深交艺术创新的步伐，同样也势如破竹。团员们认为，深交的三任艺术总监——张国勇、俞峰和克里斯蒂安·爱华德，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出现，扮演了不同的角色。

　　如果将深交比作一个建筑工程，第一任艺术总监张国勇则是这幢建筑的打基人，他夯实了深交的音乐基础。在团员、长号演奏蒋波的眼里，张国勇比较严厉，对音准要求很高，他纠正了乐团的一些坏毛病，也增强了整体的凝聚力，为乐团的发展打下了很好的基础。第二任艺术总监俞峰则把乐团打磨得更精致，更细腻。

　　2001年至2007年，时任中央音乐学院指挥系主任的俞峰，成为深交第二任艺术总监。俞峰希望通过努力，使这支乐团成长为更加成熟的职业化团队。他有意识地安排更多德国、奥地利的音乐作品，通过古典作品针对性训练和不同风格音乐的接触，克服了乐团以前演奏中在音色处理等方面比较粗糙的弱点。团员们学到了很多东西，乐团的综合素质也得到了整体提高。

　　“那时，中央音乐学院的老师和研究生写的中国现代派作品，演奏起来很有难度，别的团都避而远之，但俞峰当时要求我们练习。它不像传统的古典音乐那样很优美很悠扬，当时我们练得很纠结。”郑冶说，但现在回想起来，当初练习这些曲目是对的。这对于乐团的全方位发展大有裨益。现在，德奥作品，印象派、现代派、中国现代派作品的演奏，团员们都不在话下。

　　2008年，柏林音乐学院指挥系主任克里斯蒂安·爱华德作为深交乃至中国乐团中第一位洋面孔的艺术总监，加盟深交。爱华德带给深交的，是更多、更纯正的欧洲古典音乐传统。他希望能够助推深交今后的演出更加“国际化”。

　　深交只比特区小两岁，这支与特区一起成长的交响乐团，似乎在骨子里也透着特区敢闯敢试、敢为人先的精神特质。2006年，深交以首届世界佛教论坛为契机，组织创作了大型梵呗交响合唱《神州和乐》，这是我国首部佛教交响乐，在我国上海、广州、深圳以及东南亚、欧洲等地演出，轰动了国内外。这场别开生面、融合中国佛教音乐与西方交响音乐为一体的交响乐，正是深交的一次大胆尝试。(中国文化报/榕鸣 林培)

“深之骄子” 金声玉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