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乃忠：与身体贴得越近的乐器，越有表现力(二)

　　关乃忠：其实后来我发觉这一生好多的能力都是那个时候训练出来的。很多人都说，关乃忠写东西特别快，比如我的第一二胡协奏曲，一共写了十来天。还有人说，关乃忠对民乐队特别熟悉，凡是他写的曲子没有民乐队演奏不出来的或者是演奏出来不好听的;关乃忠写的东西节奏感觉很好，变化很丰富。其实这几样都是东方歌舞团的经历得来的。第一因为我们经常赶任务，必须写得快，否则就完不成任务。第二，一共就一个20人的乐队，又得让它出好听的声音，就要想尽办法，让每一件乐器都能发挥其最大的长处。所以我对民族乐队熟悉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第三，我写东西的节奏相对丰富，这个特点的形成有两个条件。一个是，那个年代除了我们团，几乎没有人能接触到世界各国各民族的音乐，我们团的条件是得天独厚的，这也是任务。一定要听各种各样的，别人都不许听的，所谓反动的东西，甚至被看作是资产阶级的东西。另外一个条件，我们每天都面对的是舞蹈演员，一闭上眼睛，就可以想出来，我这个节奏，舞蹈演员会怎么跳。所以，这些方面的长处都与我在东方歌舞团的经历有关系。这一时期我写了一些作品，比如《上埃及舞曲》 《脚铃舞》 《你，古巴》等。

　　香港中乐团　让他们知道，内地音乐人什么都会

　　记者：香港中乐团(成立于1977年)首任音乐总监吴大江于1985年离任之后，您是第二任总监，当时受聘到香港中乐团顺利吗?

　　关乃忠：做总监上任第一天，乐团的主管部门召开记者会宣布我正式上任。记者招待会结束之后，就在我走出会场的时候，场外站着一位当时香港非常著名的作曲家，当着大家的面，指着我说：“看阿灿(这是当时香港人对内地人的称呼，贬义)来了，阿灿当总监了。 ”所以没有那么顺利的事。

　　记者：您的一部很著名的交响组曲《拉萨行》是不是就因为这件事较劲写的?据说这部作品先后三度获得香港作曲及作词家协会颁发的年度“最广泛演出古典乐曲”奖，促成了您作曲、指挥生涯的飞跃。

　　关乃忠：是的。所以回过头看，“阿灿事件”也成就了一件好事。当时那位作曲家就讲，你们这些内地阿灿，懂得什么是音乐吗?懂得什么是现代音乐吗?我一赌气，我写给你看! 《拉萨行》全曲包括《布达拉宫》 《雅鲁藏布江》 《天葬》 《打鬼》四个乐章。之所以设计了《天葬》就是想告诉他们，你们那些所谓现代音乐，我会，你们不会的我也会。但是我要为内容找到一个适合的载体，我不是乱现代派，我是“现代派”得有道理，我的无调性，我的堆音色，都是在《天葬》这个载体上展示的，顺理成章。第一乐章是非常古典乐派的，第四乐章又是非常民族乐派的感觉。我就是要告诉他们，我们内地学音乐的不是白学的，我们什么都会。所以遭遇这些逆境，如果你能正确地对待它，其实是一种财富。

　　后来我离开香港。1990年移居台湾，在高雄市国乐团任指挥。这一时期的主要作品除了《拉萨行》外，还有第三钢琴协奏曲《英雄》 、第四钢琴协奏曲《十面埋伏》等，民乐中还有《丰年祭》 《月圆花灯夜》 《管弦丝竹知多少》等。在乐曲配器上进行了比较多的尝试，运用了多种打击乐器，包括串铃、木片琴、钟琴、梆子、拍板、木鱼、锣、排鼓等等。还运用了一些不常见的演奏技法，如以弓拉奏古筝、吊钹，以及定音鼓的滑音，大量运用拉弦的颤弓和颤音等等，使音乐听上去更加神秘。

　　汉堡勃拉姆斯故居　写一种诗人的气质和精神

　　记者：后来是什么样的机缘，使您去勃拉姆斯的故居搞创作?

　　关乃忠：当年结束古琴、琴歌与中乐团的大型交响诗《琴咏春秋》维也纳的演出，我们一行踏上了欧洲巡演的旅程，一路途经萨尔斯堡、慕尼黑等地，最后一站到汉堡，也就是被誉为德国音乐史上有重大影响的古典作曲家、 19世纪浪漫主义音乐时期的“复古”者勃拉姆斯的出生地。

　　我们在汉堡演出的剧场是勃拉姆斯第一交响乐首演的地方，那天演出很成功。庆功晚宴上，勃拉姆斯协会的人找到我，邀请我去勃拉姆斯的故居免费住一个月，我可以在那儿用勃拉姆斯弹过的钢琴和他用过的书房和书桌搞创作，机会很难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