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鹏：让普通百姓也能听懂交响乐(二)

　　故乡精英领我走上音乐之路

　　作者：你在不少场合说过，江阴有你的音乐情结。你走上音乐之路，与你故乡分不开。

　　曹鹏：对。因我是江阴人。江阴是个文化底蕴深厚的古城。我4岁就跟哥哥上学，进的是辅延小学。抗战前夕，为抵制日寇用鸦片烟腐蚀麻痹中国人，当时正开展禁烟运动，江阴积极响应，举行了“禁烟”音乐比赛。那时我8岁，每天放学后留下来跟老师学五线谱。老师弹风琴，我吹长笛。在这次比赛中，我得了全县第一名。

　　我中学就读的是南菁中学，这里遇上了艺术专科学校毕业的胡森林老师，他是刘天华大师同时期的音乐家，会弹琴、会作曲。他看到我对音乐的热爱喜欢，就对我特别地培养。学校里有一架三角钢琴，他将琴房的钥匙给了我，我成了唯一能去琴房练琴的学生。

　　作者：你后来投奔了革命，还参加了新四军?

　　曹鹏：在南菁中学我还遇到了林路同志，是他带着我们一批进步学生开展抗日地下工作，并秘密投奔解放区。1944年，我参加了新四军政工队，在那里开始学指挥。后来，我随军北撤，进入华中建设大学学习，后又转入山东大学文艺系。解放后，我是上海电影乐团第一任指挥。1952年被调北京电影乐团任指挥兼副团长。我指挥过数十部电影音乐。

　　向金兹布尔克教授鞠躬致敬

　　作者：你是我国早期公派留苏的学生之一，而且荣幸地受教于一代宗师——L·金兹布尔克教授。

　　曹鹏：是。莫斯科音乐学院是世界最优秀的音乐学院之一。1955年，我幸运地来到那里学习。因为当时，各艺系都由顶级的大师领衔授课，学生们经常可以在楼梯上碰到肖斯塔科维奇，在走廊里见到哈恰图良、奥依斯特拉赫，还可能与柯岗比肩而过。我的老师就是该院指挥系主任L·金兹布尔克教授。近6年里，我得到大师尽心尽力的教导和关怀。第一次上课，老师看了我的谱子说：“指挥要有自己的谱子，不要从图书馆借。谱子是指挥的财富。”第二次上课，见我还用图书馆的谱子，才知道我买不起谱子。第三次，就送给我一本他亲自签名的谱子。

　　作者：俗话说，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据说，你回国后，再也没有见过你的老师?

　　曹鹏：这是我终身遗憾的事。1963年3月，我毕业回国，在莫斯科火车站，老师突然出现在站台上并赠送一张照片，背面写着：“我们相处得多么融洽，我深深地爱着你……”

　　可是，这时中苏关系已加深恶化。当我回国后，老师寄来60岁生日照片和音乐会节目单，我却难以给任何回音。不久，老师让晚些回国的郑小瑛带口信说：“曹鹏怎么不写信给我?他工作好不好?”可我依然没法答复。1976年，我在上海音乐厅演出，听瑞士电台的一位记者说，金兹布尔克教授已在去年过世，我的眼泪夺眶而出。直到1988年，为恢复上海与列宁格勒友好城市关系，我作为代表团成员访苏，一到莫斯科，马上奔向音乐学院当年的指挥教室，向墙上挂着的恩师遗像躬拜致敬。

　　“普及交响音乐的功臣”

　　作者：这里有一份你担任指挥的音乐会节目单，你在上面写道：“普及是铺路，是开垦，是植树，是指挥家的天职……”

　　曹鹏：在不少人的眼中，交响音乐是“圣乐”，曲高和寡，但我认为这是我们的普及工作没做好。1980年的那次演出我至今记忆犹新。当时我重返交响乐指挥台，而此刻港台流行音乐正风靡上海。那天，在上海音乐厅演出。序曲，是在嘈杂的谈笑声、嗑瓜子声中开始的。当我指挥完第三首曲子，转身向观众鞠躬致谢时，顿时惊呆了：千余座位的音乐厅只有零零百来个观众。演出没结束，观众已所剩无几。这对我刺激太大了，“文革10年，左得连贝多芬都批判，青少年几乎是交响乐盲!”

　　作者：所以，你感到了责任感。你说：“要让交响乐走出象牙塔，需要赶快培养听众。”

　　曹鹏：如同《乐记》所说，音乐可以善民心，可以移风易俗，“知乐则几乎礼矣”。

　　我知道音乐对于育人和做人的重要性，于是我带着乐团跑学校、部队、工厂，从乐队的组织及各种乐器的性能开讲。当世界名曲《田园交响曲》慢慢奏响时，我这样提示听众：“你听，三拍子的舞蹈表现出节日盛会的欢乐场面;很快，音乐节奏变为粗线条的两拍子舞蹈，这是集会者的兴奋情绪达到了高潮;突然，远处传来隐隐的雷声，暴风雨猛烈地扑来，可一下就过去了;笛子的声音传来——看呀，牧童出现了，单簧管和圆号奏起牧歌。第五乐章开始，雨过天晴，大地越发清新……”

　　作者：一个大指挥家，却兼任起普及交响乐的老师，这样的讲解，一定受观众的欢迎。

　　曹鹏：1982年，我们在上海大世界举行夏季露天音乐会，由我指挥并讲解的音乐会，场场爆满，欲罢不能，我记得当时加演到30场。有天演出结束，一个青年工人跑到后台找到我说：“曹老师，我们这代人真够惨的，以前只知道《国际歌》、《东方红》，还有就是《红灯记》、《沙家浜》，后来又迷上了流行音乐……你的讲解太及时、太精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