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听中国音乐，再做中国学问 (二)

　　首先，中国当然没有也完全不必有西方式的五线乐谱，这正如西方当然也没有出现过类似中国的工尺谱、文字谱与减字谱。中国与西方，原都有各自的乐谱传统。以中国古琴曲《幽兰》为例，现存的乐谱，是早在南北朝的梁代(公元6世纪) 之时丘明就已传下的文字谱;更早之前，犹不可知。总之，中国当然有自己的乐谱。

　　其次，谱之于中国音乐，又有别于西洋音乐。中国音乐的记谱，向来只记骨干谱;实际的唱奏，与乐谱之间，必然存在着一段距离。于是，唱奏者常会“加花减字”，即在谱的基础上进行很大幅度的二度创作。这加工之过程，所受的重视，常超过原有的骨干谱。以京剧为例，同一段青衣的唱腔，观众之所以会钟情于梅派或程派，关键是在于流派的个别演员如何去“加花减字”，没有人会去质疑是否“忠于”原有之骨干谱。同时，中国音乐在同一个骨干谱之下，又可演奏出乍听之下截然不同的许多首乐曲。正因中国乐谱这样的特性，中国乐曲从来就不靠乐谱去“作完全地记录”;乐曲之传承，也不完全倚赖乐谱。事实上，“古乐”只要有人传唱，自然就不会式微;反之，无人传唱，有谱也未必有用。

　　事实上，如果用西方音乐的观念来谈中国音乐，就一定会变成不伦不类。因为，音乐最民族，也最特质。比起其他的艺术形式，音乐最直通性情;当四下无人时，单独哼着一段曲调，那是这人最真性情之所在。同理，一个民族的音乐，亦可见最根柢之民族性。譬如说，深契于“空”、面对现实世界充满弹性的印度人，他们的西塔琴，必然就有着极丰富的弹性音;同样的缘故，印度人向来也很难接受钢琴这样的乐器，因为，钢琴完全是固定音。于是，尽管西洋人说钢琴是“乐器之王”，但这话也只能在西方文化的脉络下方可成立;对印度人而言，没有弹性音的乐器，就是不良之乐器。这并非谁是谁非，而是印度人与西洋人本来就大有不同。又譬如说，中日两国，文明虽然相近，可毕竟有异;正因这虽然相仿、但又终究有别，使得日本人总唱不好《四郎探母》，中国人也唱不像日本的谣曲。此乃音乐之难伪，亦音乐之所以为民族之根柢性情也。

　　徐复观，“新儒学大师”，以复兴中国文化为职志，但对中国音乐竟然如此荒疏;他毕生谈民族文化，然于民族之根柢情性却又这般陌生。说来可惊，亦深可叹也。

　　也正因无感于中国音乐，徐复观才会又凭空想象，说出“假使能使孔子与贝多芬相遇，一定会相视而笑，莫逆于心”这样的话语。事实上，大家只需将古琴曲《幽兰》与贝多芬的交响曲 (或者晚期的弦乐四重奏)并观，就完全清楚两者之根本异质。《幽兰》(此曲相传是孔子所作，实情虽不尽然如此，但后人长久以来将此曲托名于孔子，仍说明了二者在情感上有相当之联结)那种若无起、若无迄之“非结构”(甚至是“反结构”)曲调，那种松沉疏宕的自叹，与贝多芬那样的结构紧严，又充满紧张、挣扎、冲突，甚至是阴郁，两者的差异，又岂能以道里计?两人当真相遇，礼貌性“相视而笑”，当然可以;但是，根本的扞格如此之大，还真不知要从何“莫逆于心”呢?!

　　正如五四之后的主流读书人，徐复观当然是震慑于贝多芬的盛名。因此，他还说过，如果听不懂贝多芬，就只该谦虚地反复听之，直至懂了为止。但是，中国音乐呢?如果以同样标准，一个以中华文化为己任者，对自己传统的乐曲譬如《潇湘水云》、《流水》、《月儿高》、《二泉映月》这样的经典曲目，是不是更该“谦虚地反复听之”、直至沁入骨髓?如果，徐复观像鲁迅一般是以反传统为职志，因此视中国音乐如敝屣，那也还就罢了，可偏偏他又以中国文化的捍卫者自居，结果，对于中国音乐，却是连入门都谈不上。异哉!这般厚此薄彼，这般入主出奴，却又侈言“中国艺术精神”，还备受尊崇、被奉为“中国文化大师”?!台湾的戏曲学者王安祁就曾感叹，“奢言传统却不真知传统，是今日戏曲界之大可悲”，事实上，这种可悲，遍在于中国文化的各个区块。其中，中国音乐之“大可悲”，较诸戏曲，只恐是远远过之、远远甚之!

　　徐复观晚年访美，曾朴素地以为，“(美国) 此种民主政治方式的运行，真乃最高的政治理想”，这口吻，比起当今最天真的公知，简直不遑稍让。他又曾游迪士尼乐园，日记中颇有称许，“由想象力与科技之结合以造成超现实之娱乐环境，变换多而突出众，真可谓极视听之娱”，这么说，当然没错;可是，作为一个强调“中和平正”美学的“新儒学大师”，在真实生活中，竟然是如此品味，也的确令人惊讶!

　　换言之，正因疏隔于中国音乐，又鲜少真正的生命涵泳，徐复观整个人的见识与品味，都与他所标榜的中国文化大相径庭。他毕生所作的中国学问，到头来，都只停留在知解的层次，都只能在概念上打转;如此学问，与他的魂魄深处，几乎无关。日后，徐复观就对杨牧感叹，“近年来钻研考证与思想方面的东西，以致性灵汨没，常以为恨”，既然“性灵汨没”，那么，他戮力而为的学问，又有何益?他所谈的中国文化，又岂不成了一个空壳?

　　可叹的是，近百年来，孜孜于做中国学问、殷殷于谈中国文化，最后却落到“性灵汨没”、只剩一张空壳的读书人，又岂止徐复观一人?(本文原载于《东方早报》2013年5月7日文化·专栏，作者为台湾作家、学者薛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