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听中国音乐，再做中国学问 (一)

　　事实上，如果用西方音乐的观念来谈中国音乐，就一定会变成不伦不类。因为，音乐最民族，也最特质。比起其他的艺术形式，音乐最直通性情;当四下无人时，单独哼着一段曲调，那是这人最真性情之所在。同理，一个民族的音乐，亦可见最根柢之民族性。

　　孔子说礼乐。

　　论语里头，孔子言必称礼乐。孔子将政治正名为礼乐政治，又将华夏文明确立为礼乐文明。

　　“礼乐”分别言之，“礼”是形式，“乐”是性情;“礼”是外在，“乐”是根柢。换言之，“乐”不只擎起了华夏文明的半壁江山，更维系着华夏文明兴衰之关键。

　　众所周知，华夏文明由唐至宋，气象转衰。原因之一，正是从宋儒开始，儒生渐渐疏远了“乐”。有一派宋儒认为，当年秦始皇焚书，六经中之乐经已亡，后世之乐皆已非古乐，因此，他们绝口不言乐。这当然是他们的迂腐。事实上，古乐看似不再，可是，“今年花开去年枝”，古乐所代表的性情早已散入后来的音乐之中，正如当年子贡所说的，“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但凡留心，“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可偏偏这些儒者迂执，一口咬定后世之乐已然变质，这正如他们总觉得三代以后的政治，即使汉唐，也丝毫不足为观。结果，他们对事事物物，都有一种根柢的不屑，更有一种根本的疏隔;他们平日以圣贤自期，却缺乏对人世风景的爱悦，老拘闭在空头、抽象的“心性”之中。读书人既然如此闭锁，华夏文明又焉能不气象渐衰?

　　读书人因安于宋儒所说的秦火以来无乐，到了民国，五四时代的青年又震慑于西洋音乐，于是，他们便一概抹杀中国音乐，自觉卑劣、自恨落后，像鲁迅就以为中国的戏不配称乐，梅兰芳去美国他也冷嘲热讽。他们必定要打毁中国自己的音乐，好清出园地，让西洋的音乐彻底移植进来。正因先有宋儒对音乐的疏隔，后有五四之抹杀中国音乐，直至如今，一般读书人对于中国音乐，多半陌生到匪夷所思的地步。

　　于是乎，林谷芳先生就曾提问，当大家谈起各种最能体现中国文化之经典时，“也许会想到哲学上的老庄孔孟、大乘佛学;文学上的诗经楚辞，李杜苏辛;绘画上的范宽、李唐、八大、石涛;史学上的史记、资治通鉴;书法上的王羲之、黄山谷;但音乐呢?”

　　音乐呢?面对如此提问，心中会顿感茫然者，恐怕，大有人在。

　　这样的茫然，还不只在于一般的读书人，其实，连某些博学鸿儒也不能免。

　　譬如，徐复观。

　　徐复观是台、港两地学院里公认的“新儒学大师”。著作极多，尤其专注在中国思想史;此外，有《中国艺术精神》，是他自认“必可传世之作”。“必”或不“必”，且先不说。但是，若扣除全书篇幅十分之一不到的第一章，将书名改成《中国绘画精神》，恐怕会更允当一些。虽说如此，全书最谬误者，恰好也在这第一章。徐复观论中国音乐这一章，共四十余页，整理了一些文献，进行了排比分析，乍看之下，倒也堂而皇之。可惜，他鲜少听中国音乐，他对真实的中国音乐，极度陌生。在音乐的世界里，文献与真实之间，永远存在着巨大的裂罅。音乐，向来都是听得多、进得去、会得深，才是关键;如若不然，读再多文献，都只是隔靴搔痒。

　　正因缺乏真正的音乐经验，徐复观此书虽然只是整理文献，仍出现了若干不可思议的论断。例如，“现实我国作为‘告朔之饩羊’的七弦琴”。他这样的话，完全是昧于古琴实际发展、只读儒书而不听音乐的学者“想象”的话语。事实上，作为文人音乐的代表，除了“文革”那段时间之外，古琴的发展，一直都不绝如缕;虽说有盛有衰，可却从没沦落到只能摆在“供桌”的地步。即便是理学笼罩、音乐相对衰落的明清时代，古琴在文人世界中，依旧一枝独秀、颇称兴盛。直至民国，琴棋书画均有修养之文人，仍是大有人在;至于古琴造诣足称大家者，更不乏其人;当徐复观此书出版时，彼时犹然在世的琴家管平湖，还因《流水》一曲的录音置于“先锋者”宇宙飞船而声名大噪。这样的古琴，又哪里成了“告朔之饩羊”呢?

　　如果只是对单一乐器陌生，那还无妨，可徐复观又言道，“当时似乎尚没有出现如西方之五线乐谱，对成功的乐曲，要作完全记录，相当的困难。于是古乐式微，……”从这段话看来，徐复观确实不懂中国音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