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琴的文化价值(二)

　　音质之雅：音质是指乐器的音响物理学状态。有柱的打击或弹拨弦乐器(如扬琴、琵琶、月琴之类)发音铿锵响亮是其优点，但发音延时短促，为取得长时值音就需要不停地轮指或用竹片敲打，这就发生大量颗粒音，细碎音，音质偏嘈杂;无柱的弓弦乐器(如提琴、二胡等)发音曼延婉转，没有颗粒音细碎音的嘈杂，但不够铿锵响亮，音质偏软;而古琴之音则刚柔相济，既有弹拨乐器的铿锵响亮，又有弦乐器的悠扬婉转，而且“大声不震哗而流漫，细声不湮灭而无闻(《新论·琴道》)，综上优点，故称古琴为雅音之典范。

　　音色之富：音色是由乐器的材质、形制、构造、取音方式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而发生的。从材质上看，古琴共鸣箱用材为上桐下梓、桐纹理细致均匀松软而较轻，使发音清脆、透彻、醇厚;梓木则纹理紧密、坚硬而沉重，不仅使琴体牢固不易变形，更重要的是面板的发音得到良好反射和回响，使琴音圆润饱满。古琴通体布满经多次涂刷、抛光的生漆，用鹿角研磨成极细粉末的鹿角灰(一种中药)作为漆胎，与生漆调匀遍涂琴体，待阴干后磨平，经数次同样工序直到漆层达到相当厚度，这种厚漆层既利于保护琴体，又因有鹿角灰而产生的纳米孔隙而利于共振和透逸。漆色晶莹透亮，更富敲金戛玉之音色。琴弦使用蚕丝，使琴音圆润、古朴、淡雅。从形制构造看，古琴的音箱，不像别的乐器那样薄板粘合，其面板和底板都是整木掏空而成，其音箱壁厚，内部又有暗槽及纳音等特殊结构，所以发声更有独特韵味和吸引力。琴腹内，头部有“舌穴”、“声池”两个暗槽。尾部又有一个称为“韵沼”的暗槽，与龙池、凤沼相对应处，各有一个“纳音”，龙池纳音靠头一侧有“天柱”，靠尾一侧有“地柱”，这些装置使古琴在发声之时，“声欲出而隘，徘徊不去，留有余韵”。从取音方式看，古琴有泛、散、按三种音色。所谓泛音，即左手触弦如蜻蜓点水，右手同时弹出之音，其音清脆高远，若隐若现，轻盈活泼，缥缈入仙，如天外之声;所谓散音。是左手不按弦，仅以右手弹出的空弦音，散音的特点是深沉浑厚，恢宏旷达，成为琴曲雄健的根基;按音是左手按弦，右手同时弹出之音。按音的特点是婉转抒情，圆润细腻，琴的按音最多，指法特别丰富细腻，是琴最具表现力之音。三类音色，天籁、地籁、人籁俱在七弦古琴之中。因其以上诸多优点、古琴成为众乐典范。

　　(四)中国传统文化的结晶

　　古琴艺术不单是一项专门的音乐艺术，它的内涵博大精深，在它身上积淀了数千年的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几千年历史政治、文化生活、哲学美学、文学艺术等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结晶。我国现存最早的典籍《尚书》中的《尧典》、《舜典》、《益稷》等篇章中明确记载了尧舜时代琴瑟及其理论形态——音律在国家大事和人民日常生活中的作用。《尚书·益稷》记载舜帝说“予欲闻六律、五声、八音”以考察国家治乱，这是儒家“乐与政通”、“审音知政”思想的最早表述，儒家以“礼乐治国”，向往“舜作五弦琴以歌南风之诗而天下治”的局面，周公“制礼作乐”，以琴为代表的乐教形成系统的制度，琴乐艺术成为当时重要的社会生活内容。孔子首创私人办学，以“礼、乐、射、御、书、数”六艺教授生徒，以琴为载体的乐教居六艺教育的第二位，出现了“礼记、曲礼”中所谓“士无故不撤琴瑟”的盛况。《左传·昭公元年》有“先王之乐，所以节百事也，……君子之近琴瑟，以仪节也，非慆心也。”琴音艺术承载着崇高而厚重的社会政治使命，不是后世所认为的仅仅用来开心逗乐的手段。而是在中国长期的政治、伦理关系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儒家以礼乐设教之目的，是因为“礼求别”而立“德”，乐“合同”而化“仁”，二者结合就是“崇德”以“致中和”，乐仁统一，达到“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正因为如此，琴学理论家徐上瀛《溪山琴况》说：“稽古至圣，心通造北，德协神人，理一人之性情，以理天下人之性情，于是制为琴。”白居易则以诗句道之：“乃知圣人情虑深，将治四海先治琴。”历代琴论著作都极注重琴的禁心、载道、宣德功能，同时它也是人们表达思想感情的手段，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在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以及《尚书》、《礼记》等儒家经典以及《庄子》、《列子》、《吕氏春秋》等诸子百家著作中，都有很多关于琴的记载和论述。万世师表的孔子一生刻苦认真学琴、弹琴，并创作琴曲，为后世立下了光辉榜样。孔子的众弟子，以及后世文人如荀子、公孙尼子、庄子、列子、司马相如、刘向、桓谭、班固、王充、蔡邕、蔡琰、诸葛亮、周瑜、阮藉、阮咸、嵇康、葛洪、谢安、刘琨、刘勰、王维、孟浩然、李白、白居易、范仲淹、欧阳修、苏东坡、周敦颐、沈括、朱熹、陈亮、岳飞、文天祥、汪元量、耶律楚材、刘基、王阳明、李贽、王船山、谭嗣同、蔡锷等圣贤、哲士、英雄、文豪、伟人等都从古琴吸取了精神营养，又都向古琴大川贯注了涟漪清泉，使古琴成为最能代表和最能表现中国传统文化深层底蕴和神髓的载道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