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一起研究问题,我也斗胆说一说,错了大家批评。我看现在缺了点东西。第一,缺了点精神。什么精神?向上的精神、积极的精神、眼睛向下把人民群众当做上帝的精神。我们这一代接受的是很传统的教育。比如说我记得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我们的音乐专门家应当注意群众的歌唱。 ”还说“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 ”请注意,这是一字不差的。为什么记得?我们这一代人就是受着这样的教育走过来的。有人说,共产党的革命传统太久远了,现在不需要。其实同样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有些话就不能再照做了,比如,文艺要为政治服务。我的理解,在战争年代,讲一点政治,把文化艺术作为团结人民、打击敌人、打击日本侵略者的武器,可以理解。但是现在和平年代,确实不能过度强调文艺的政治功能。但是有些话还是得记住并且照做。比如“先做群众的学生,才能做群众的先生。 ”文艺工作者总得知道服务的对象是谁,为谁创作?还不是为我们的衣食父母,广大的听众、广大的老百姓?现在是不是服务的精神差了点?为谁服务?为名,为利。人们现在把文艺创作,包括音乐创作当做一种谋生的手段,成了谋名谋利的手段,那作品就很可能会缺乏点精神。
现在有的人胆儿太大了,以为自己什么都会,什么都知道,用不着深入生活,用不着向生活、向社会、向群众学习。以影视音乐来说,古今中外的题材,谁能什么都会?不可能。怎么办?就得去学,去了解。不能直接体验的生活,比如为《少林寺》作曲,不可能回到一千多年前,但还有间接的生活,通过文艺作品,通过对生活的了解来间接地认识过去。还要知道今天人们的审美需求是什么,百姓习惯的语言是什么?这些都得学习。现在有些搞创作的人有点懒了,不愿意到生活中去了解群众真实的生活,所以就闭门造车。画家离不开写生,但是音乐可以不用对着一处风景、一个人物来写音乐,给了我们很多好条件,似乎凭脑袋想就行了。可是毕竟生活不都是通过脑子想出来的。待在屋子里,把古今中外不同时代、不同题材的影视音乐都写成了一个模样、一个味道、一种风格、差不多的旋律,结果创作的路子必然越来越窄,缺少活力、缺乏个性,也怪不得老百姓不买账。
音乐创作跟不上,我觉得还有一个原因,我们心中缺了点敬畏。对什么敬畏?对观众的敬畏。要知道不是作曲家指指点点听众应该怎么去欣赏,而是首先要做群众的学生,知道群众是怎么想的,生活是怎样的,然后再写给听众。我满足你的需求,给你写作品,我猜想你还会喜欢什么,知道群众还应该喜欢什么,进而做群众的先生。我觉得这是一条正路。现在倒过来了。(来源:中国艺术报 作者:王立平)
原标题:创作是经历许许多多痛苦磨砺的过程——时代、生活与我的音乐创作
王立平 满族,作曲家,词作家。1954年入中央音乐学院少年班主修钢琴,1965年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主要作品:纪录片音乐《潜海姑娘》等;故事片音乐:《戴手铐的旅客》《少林寺》等;电视连续剧音乐:《红楼梦》等;影视歌曲:《太阳岛上》《浪花里飞出欢乐的歌》《太行颂》《飞吧鸽子》《少林寺》《牧羊曲》《大海啊故乡》《驼铃》《枉凝眉》等。
1984年担任中国音乐家协会书记处书记,开始负责音乐著作权保护工作。二十多年来,为推动我国著作权法的制定、实施和完善,做了大量社会工作。领导创建了我国第一个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
曾任中国电影乐团团长、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主席、中国电影音乐学会会长,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中国音乐文学学会副主席。
现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终身名誉主席、中国电影音乐学会名誉会长、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副会长、中华文化促进会副主席、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理事、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理事、中国摄影家协会理事、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