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挥大师马里纳“以自己的节奏做想做的事情”(二)

　　在最初的两年里，乐团既没有录音也没有演出。“大家在一起演奏5分钟，然后停下来争论一小时，接着再排练5分钟，再停下来争论一小时……我们也没有指挥，我是乐团首席小提琴，我就站起来带着大家一起演奏。我们乐团的名字也还没有叫‘圣马丁’，曾经叫‘拒绝指挥室内乐团’。”

　　同艰难的排练一样，乐团的首次公演也很曲折。“开始时是一位乐手提议演出，结果遭到了所有人的反对。我说，我们做乐团不是为了演给谁看，不是为了赚钱，只是为了喜欢。后来他提议在经常排练的圣马丁教堂举办，最终我们被他说服了。因为反响不错，慢慢发展到录唱片，从此开始成为职业的室内乐团，乐团也以这间教堂命名。”

　　马里纳说，虽然音乐会、录音邀约不断，但报酬不高。“我们也不搞级别，完全平分，有时候演出每人5英镑，有时候7英镑。随着演出的增多，我们决定将每笔收入的12%作为乐团运营费用，我的太太也成为不拿钱的乐团经理，但她的助理有工资。”马里纳透露，乐团曾两次濒临破产，“但幸好，我们今天仍有热情在一起演奏。”

　　直至2011年，马里纳才卸任圣马丁室内乐团艺术总监一职。马里纳解释，因为年事已高，已经无法适应乐团高密度的演出和全球巡演安排，他需要的是将时间留给自己，以自己的节奏做想做的事情。

　　喜欢松弛的莫扎特

　　在职业生涯中，马里纳一共录制发行了近500张唱片，曲目涵盖的范围极为广泛，从巴洛克时代到近代作品，从室内乐、交响曲、协奏曲、清唱剧到歌剧无所不包，并且令人颇为称道的是，对艺术有着苛刻要求的马里纳所录制的唱片几乎从无败笔。可以说，他见证了古典音乐的迅速发展和唱片工业的繁盛兴衰。

　　马里纳透露，为奥斯卡获奖电影《莫扎特》录制电影音乐是回报最丰厚的一次，“但我不知道下一次还有没有这样的机会。”这也是一次非常愉快的经历，“通常电影音乐的制作要盯着剧情进行原创，但是该片使用作曲家的原作，所以只经过几周的曲目和时间点讨论，演奏对于我们毫无困难。”

　　谈到对莫扎特的诠释，马里纳表示：“我们愿意使用现代乐器，而不是以古乐器发出那种比较紧张的声音，古乐器的音高也偏低。从风格来说，我从音乐学专家那儿受益良多，也接受传统的演奏习惯，但是我们更喜欢松弛的音乐感觉。我认为莫扎特是个比较高兴的音乐家。”

　　“太太是我的领导”

　　此次马里纳首次中国内地行，全程都有夫人陪伴，即便是排练，也是夫人看着他一块儿完成。马里纳坦言，太太是他的领导，按中国话讲，他还有点妻管严，“在家里我没名气，名气最大的是我太太。”另外，夫人还帮他把了不少关，“我的夫人每次在音乐会后都不发表意见，但可能两天后她会问我对曲目是否有足够的把握，这让我多少会有些反思。”

　　九十高龄的马里纳保持如此好的状态，他表示得益于几个方面，“一是感谢我有一对健康的父母亲，所以我也比较长寿;第二，指挥这个职业，不仅让我得到了心理上的愉悦，身体上也一直在运动，指挥需要动嘛!此外，我在伦敦的乡间有个庄园，建了一个网球场，回到乡下，我除了学习新的作品，还会打网球，保持锻炼，而且跟我打网球的一定是年轻漂亮的小姑娘。”

　　谈到自己的晚年目标，马里纳表示，唯一遗憾的是还有一些19世纪的歌剧不能完成了。“因为我不能忍受去歌剧院连续好几天指挥同一部作品，还要和舞台设计、导演打架，其实我倒很乐意做做歌剧演出的准备工作，然后到录音室一人说了算。”

　　感谢热情的中国乐迷

　　这次中国爱乐乐团促成了马里纳的中国内地首秀，马里纳透露：“我记得两年前第一次接到邀请是到中国指挥一场新年音乐会，但我对此类音乐会兴趣不大，没有答应。”此次中国爱乐乐团艺术总监余隆的正式邀请，让他动了心，“我没有指挥过中国的乐团，我挺愿意探索新鲜事物，这次余隆一邀请就来了。”

　　谈到对中国的交响乐团的印象，马里纳表示之前接受的都是二手信息，“我儿子是伦敦交响乐团首席单簧管，经常来中国演出，我问他这儿的乐团怎么样，他说有时候好，有时候不好。我说全世界的乐团都这样，都有状态不好的时候。”这次来到北京，得知有的乐迷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就在收集他的唱片，甚至拿出当时工资的1/3一张一张攒，他觉得是莫大的荣誉，“这是非常骄傲的事，知道中国乐迷这么爱我，非常感动。”

　　巧合的是，马里纳中国首秀的当天，他的儿子也在北京国家大剧院演出，他们甚至下榻在了同一个酒店。马里纳开玩笑说：“在伦敦，我、太太和儿子住在同一栋别墅，但因为各自忙碌的工作，一年到头碰不了几面，我们上一次一起吃饭起码是一个多月前了。没想到这次在北京竟然住在同一幢建筑中，还共进了晚餐。”(中国文化报/刘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