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寒阳：学二胡要找到适合的“房”(二)

　　1970年初，常州市文工团成立，赵寒阳拎着二胡，成为乐队的第一批学员。刚进团，赵寒阳还是按部就班每天坚持早晚练琴，在当时的革命形势下如同生活在世外桃源。不幸，他很快被扣上“成名成家思想严重，有走白专道路的倾向” ，被当成阶级斗争新动向的“帮教对象”整了一把，最后被派到“五一六分子学习班”做看管人员，整整两个多月摸不到二胡。直到团里决定学演舞剧《红色娘子军》 ，赵寒阳才如同“刑满释放”般回到乐队。因为《红》剧要求西洋管弦乐队伴奏，团里给了赵寒阳一把大提琴。靠一本《演奏法》自学成才，三四个月，赵寒阳居然能坐在管弦乐队里拉下《红色娘子军》全剧音乐!几年后，他竟能在舞台上独奏大提琴曲《萨里哈最听毛主席的话》了。

　　1974年，一直私下继续师从刘逸安的赵寒阳，在一次团里欢迎上海民乐专家的汇报演出中，一下被慧眼识珠： “你们这个拉二胡的小伙子是个人才! ”从此，赵寒阳的二胡独奏《打虎上山》 ，就成为常州市文工团每场演出的保留节目，先后演出了上千场。

　　1977年恢复高考，赵寒阳第一时间看到中央五七艺术大学招生的消息，就下决心要考入。但哪个单位都不喜欢人才外流，他的求学之路险些被单位阻拦。幸好，刘逸安在浴室里巧遇前来调档的中央音乐学院老师，他的推荐为爱徒铺平了道路，才顺利地促成赵寒阳考上中央音乐学院这一大事。

　　名师高徒

　　入学第一年，赵寒阳被分到安如砺先生名下，遇到的第一个高难度就是改方法，当时老师扳得他几乎不会自如操琴。这对于曾经对自己专业有绝对自信的赵寒阳来说，不啻为一种痛苦。第二年，系里重新调整老师，适逢赵寒阳一直崇拜的中国广播乐团著名二胡独奏家王国潼先生回母校兼课。 “当时，王老师在学生名单中看到我的名字，说：‘这个学生过去给我写过信，他就归在我名下吧。 ’就这样，我成了师从王老师时间最长、学得最全的得意弟子。 ”赵寒阳回忆道。

　　七年中，王老师在赵寒阳身上花费了大量心血。 “每次的课都是从下午三点上到晚上七点，还让我在他家吃过晚饭后再回学校。我当时在北京举目无亲，就把老师家当做亲戚家，平时有什么心里话都对老师、师母讲。王老师对我的专业要求十分严格，不要说方法上有问题过不了关，即使是有一个音拉不到位都不行。 ”赵寒阳说，“在演奏技巧方面，从上世纪60年代起王老师就一直处于领导二胡新潮流的地位，他对我演奏技术方面的训练特别重视。当时二胡教学中拉练习曲还不普遍，但我在王老师的要求下，练遍了当时能找到的所有练习曲，从而打下了坚实的基本功。而王老师为人的正直、教学的严谨、演奏的规范、绝佳的把握性，都对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

　　名师出高徒，赵寒阳可谓一帆风顺：在学校复课后举行的第一次大型音乐比赛——纪念周恩来总理诞辰81周年音乐比赛中名列榜首，入选“中国中央音乐学院民乐团”出国演出名册……当时的赵寒阳，在最高音乐学府乃至整个中国民乐界，都已经是赫赫有名的青年二胡演奏家代表。

　　大学毕业时，已经多次作为国手出国演出的赵寒阳，一方面被中直乐团一眼看中，另一方面，一直希望留校搞教学的个人志向却被系里讨论来讨论去定不下来。思躇良久，赵寒阳最终主动在毕业志愿书的第一志愿中填写了“中央音乐学院附中” 。待学校毕业分配方案出来后，民乐系八个留校生中，七个留在了大学本部，只有他一人分到附中。

　　理论开拓

　　当时把一个高材生放到附中从事基础教学，任谁也要情绪牢骚一大堆，但赵寒阳坚信自己能干出名堂来。 “毕业后第二年，音乐学院成立实验乐团民乐队，我和同时留校的几位民乐系青年教师全部调入实验乐团。当时的主要任务是学院民乐新作品实验性演出和出国做文化交流演出。 ”

　　1985年底，中国二胡学会举办“北京二胡邀请赛” 。这是改革开放后规模最大、影响最大的全国性二胡比赛，也是赵寒阳参加的唯一一次全国性二胡大赛。决赛时赵寒阳自我感觉良好，但最后成绩出来只得了二等奖。王国潼老师安慰他： “不要把比赛的事放在心上，一个人的成功还是要看他对事业的贡献。 ”

　　“王老师这番话，为我后来的人生之路指明了方向，使我不再把眼光紧紧地盯在舞台演奏、比赛获奖、出访演出等方面，而是静下心来，踏踏实实地做一些研究工作，争取在二胡的教学和理论研究方面，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赵寒阳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