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道歉一眶热泪——记流行乐开拓者谷建芬(二)

　　谷建芬在会场没有发言，但是在针锋相对的辩论中，谷建芬站在王酩、李谷一的立场上。她回忆说：“我的情绪比较激动。中国终于出现了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歌，个别领导却要强行压制。中国闭关这么多年，青年艺术工作者在一种什么环境中创作?大家心里头憋了很多的话，我已经感觉到自己真正的春天就要来了!我要写好多的歌，我要让年轻人唱他们自己喜欢的歌!”

　　谷建芬气愤地说：“我要给流氓写歌”

　　开完会回家，谷建芬气愤地说：“我要给流氓写歌!”家人不明白，好奇地问：“你怎么了?你说什么事?”谷建芬说：“你甭管了!”

　　她找来歌本翻阅，当翻到《歌曲》上刊登的《八十年代的新一辈》时，她说：“就是这首了!”虽然已经有人谱过曲，但谷建芬没看原曲，只用了歌词。

　　她把书搁在钢琴上，照着当时的情绪，像念快板一样，旋律一泻而出。她回忆说：“话都堵在心里，要快一点说，要有一点力量。所以写歌时没想它是什么样的结构，什么样的节奏，什么样的拍子，什么样的旋律。一切都不重要了，最重要的是情绪。你要想走路踩着这歌儿，没法正步走。”

　　这歌是一气呵成的，写作仅仅用了半个小时。很多专业歌手在唱《年轻的朋友来相会》，但更令谷建芬欣慰的是，她到住家附近的北海公园散步，青年人过团日，三三两两游戏，大家都在哼这个歌。她回忆说：“我开了窗户，窗外常常飘进来这个歌声。我觉得真是说不出的一种滋味，很难得的一种温暖的感情。”

　　因为《年轻的朋友来相会》广泛传播，部分领导就展开了对谷建芬创作的“全面否定”。他们说：“歌里唱‘要靠你，要靠我，要靠八十年代的新一辈’，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就是告诉青年人不要党。”

　　谷建芬在最困难的时候，接到了老领导李凌一封信。李凌给谷建芬写信的核心意思是：道歉。谷建芬记得，整个信就一张纸，字比较潦草。主要说：“对你有些不实之词，或是一些做法，我对这件事情向你表示歉意。”

　　看到这封信，谷建芬有点纳闷，有点不理解：“哎哟，没有他的事啊!我没有跟任何领导吵过架，碰过面，还惊动了这么些人啊?”

　　李凌这样的领导，给了我阳光

　　直到谷建芬2014年1月看到《北京青年报》纪念李凌百年诞辰的文章，她才又知道了一些原委。原来，李凌在音协领导层可能清楚整个批判的过程。音协的安排和举动让李凌更加关注谷建芬。他认真听了谷建芬等受批判人的作品，判断：“这些不是像他们说的那样，绝对不是俗不可耐的东西!所以，他要鼓励。

　　谷建芬对记者说：“昨天我看了报纸，眼泪在眼圈打转。一是对他的怀念，一是觉得我们艺术界像李凌一样的领导太少了。”李凌了解到谷建芬受批判的时候，表达了一个老革命党员的歉疚。李凌这样做，也是为党负责，为党的文艺事业负责。

　　谷建芬说：“在那样困难的时候，我满怀感慨。这段历史非常值得珍惜，因为有了李凌这样有胸襟的领导，我并没有产生阴暗和仇恨，而是阳光一片。”

　　此后谷建芬办了声乐培训班，苏红、李杰、毛阿敏、那英、刘欢、解晓东、孙楠、范琳琳等都参加了培训，一共有五十多个歌手。最后一个来的是崔京浩。谷建芬说：“我不是为了挣钱，要出作品，出人才，用作品和人才，来回答责难。”谷建芬和李凌很多年没有来往。2003年李凌去世，谷建芬不知道，更谈不上参加相关活动。2013年12月，李凌百年诞辰纪念活动在北京举行，谷建芬正好赶去营口参加大姐的葬礼。回到北京听说这件事，她心里蛮有感慨。

　　她说：“李凌的指点，在我个人音乐事业成长过程中极为重要。他给予你指点，能让你明白了道理，走上正确的道路。他这种人给你的力量是什么呢?就是谈起他来，心里恰恰还有一种愧，总觉得我还应该做得更好。我在人生路上，时刻都吸取着、存在着他对我的期望。这个感觉是无形的人生财富，这种感受是良心里边出来的东西。”(北京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