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月9日,作曲家谷建芬在家中读到当天《北京青年报》刊登的《百年李凌 俯首鼎和》一文,非常感动。
她打电话到报社表示:
“我看你们的文章,真的是眼泪在眼圈里打转,一是对老领导李凌的怀念,一是感觉这样的好领导太少了!”
1月10日,记者赶到谷建芬家中,她说:“虽然李凌走了十年了,我能说的事情也不多,但是他留给我的印象极为深刻,特别是你们文章里有那么一段,是当年藏在我心里边的一种感受……”
谷建芬站在王酩、李谷一的立场上
谷建芬童年时代接触到的音乐是日本的和苏联的,直到1949年鲁艺从延安到了东北,谷建芬才第一次听到人们唱“八路军啊真光荣,楞嗒哩哒嘀哒嘀”,觉得曲里拐弯的旋律挺新鲜,而且有意思。她说:“这种民族的东西丰富到语言特点的那个感觉,一听就喜欢。”
在沈阳音乐学院作曲系学习期间,院长、作曲家李劫夫非常重视民歌教学。谷建芬记得李劫夫说:“一定要好好学民歌,如果能把56个民族的民歌学到家,还没有创作的源泉?”民间音乐课上,敲着板,打着鼓,谷建芬真正感受到民间的魅力。
1955年,谷建芬分配到中央歌舞团,为民歌合唱队年轻演员上视唱练耳和乐理课。同时,她写了很多陕北民歌改编的合唱。合唱队排练的时候,歌舞团领导李凌就来了,坐在合唱台边上认真地听。谷建芬说:“李凌对我的创作特别关心。听我们排完了,他总是非常温和地说,这首歌很好啊,以后怎么怎么样。他每次都分析分析,给予鼓励。”
“文革”结束后,李凌担任了中国音乐家协会的领导工作。20世纪70年代末,邓丽君的柔美的歌声在中国大陆悄然流行,长期在铿锵的歌声中长大的青年人,突然感觉到新鲜和亲切。但是,邓丽君也被所谓政治正统的维护者们斥责为腐朽和堕落的东西。李凌与中国音协的其他领导意见不一样,发表了赞成多元的声音。
1980年春天,谷建芬应邀出席一个创作研讨会,主题是倡导专业作者多写“博大、稳得住”的东西。参加会议的还有作曲家王酩等。因为乔羽事先听说了会议内容,出于保护李谷一,就告诉李谷一不要到会。
会上,有人讲话:“我到监狱去看了,监狱的流氓全都唱你们的这些歌。这还用去证明?这还有什么说的?这歌是好歌吗?明摆着是坏人才唱它嘛!”
王酩不服气,辩论说:“话不能这么说。监狱的人唱的歌就是坏歌?而且,大街上的青年也都喜欢唱我们的歌,怎么来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