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盾一辈子缠住音乐剧(二)

　　《白蛇传》一出炉就在深圳演了1000多场，有人看了60多遍，包括我们的员工擦玻璃时都听着这个音乐，全都会唱。《白蛇传》的制作我们在有限的空间里运用了很多科技手段，有吊威亚，我们的雷峰塔有6吨重，演员郭爱婷就问我：“李总，我万一砸死怎么办?”我说：“你砸死我就封你为烈士。”她说：“我妈怎么办?”我说：“你妈我养着。”真的是她在舞台上表演哪怕错半米就很危险。《白蛇传》我们演出了1000多场，真的很成功。

　　进京 2003年成了最灰暗的时候

　　“到北京这几年，差不多把我在深圳累积的家底都扔出去了。”

　　《白蛇传》成功后，上海有个剧场邀请我们去演出，领导说：“必须在深圳驻场演。”我说：“那么好，剧拿不走那我走。”我就到北京了。很多演员都是舞蹈学院毕业后为了《白蛇传》到深圳去的，有的在深圳落户了。他们说：“我们来了。你走了，这戏还怎么演呀。”说我骗他们。我说：“我保证定期回来修改、排练。因为这是我的孩子。”那个时候我在深圳同时经营几家夜总会，每年几千万的收入，但是对音乐剧，哪怕我失败了我也要尝试。有人劝我，你疯了吧?你在深圳是娱乐教父级的，你干吗去?北京，你了解吗?这么个性的一个人，到北京还不头破血流?

　　我在北京下飞机的时候，我是面如死灰，很痛苦。1998年我做了《西施》，找了王姬、胡文阁、孙红雷、林强、秋歌、沙宝亮等等，那时候的作曲是张广天。排到一半的时候，王姬说：“盾，要你姐姐还是要音乐剧?”我说：“要音乐剧。”她说：“好，那我豁出去了。你知道我唱歌有点跑调吗?”我说：“你就是跑调也得唱。”胡文阁那时候是唱歌的，还没拜梅家唱京剧呢，他又唱又跳又独白，他也疯了，脑袋撞墙：“我还是死了吧。”经过那么艰难的磨炼，《西施》演了几百场，后来又去武汉、大连，一共演出了600多场。但是，《西施》和《白蛇传》都是雏形。2002年我把《白蛇传》拿到北京演，请娄乃鸣来当导演。我花了800万，在南二环租了地方。排到了2003年，排好了，“非典”来了，这对我来说是毁灭性的，到北京这几年，把我在深圳累积的家底差不多都扔出了。

　　我那时像祥林嫂一样挨家敲门，三宝也挨家敲门，没人信。《白蛇传》租下的场地是松雷集团的，遇上“非典”交不起房租。松雷集团董事长曾庆荣见到我问怎么回事，我希望她能把我的房租免了。她不知道我在做音乐剧，我就向她介绍音乐剧，介绍全世界观众对音乐剧的喜爱。她恍然大悟：“啊，那我支持你吧?你拿什么来担保呢?”我说：“那只有我这个人了。我可以拿我后半生的生命来跟你签约，我们来做音乐剧。”我带她去欧洲看音乐剧，一天看两场，她睡着我就捅醒她让她继续看。如果没她的支持我就回深圳了，钱也造完了，在北京也没有经营娱乐场所。从2004年开始，英国的、法国的、美国的艺术家来到中国，来到松雷，从那时候，音乐剧才正规地开始。

　　成功 从在角落里发抖到大家起立鼓掌

　　“当时的争论使我这个对音乐剧很执著的人都在犹豫：对了还是错了?”

　　1997年我就跟三宝有了约定，我提出做一个《蝶》。他说：“好啊，这个名字吸引我。”我们一拍即合，一路在全世界看音乐剧，不停地走。《蝶》的剧本先写了三年，觉得还是有问题，偏戏曲。后来又进行了七八年的创作。那期间我在法国和中国不断往返，法国音乐剧《巴黎圣母院》的创作全过程我都在跟着看，在法国合成时我被震撼得都要窒息了。后来我把《巴黎圣母院》的录像带拿回来让三宝听，三宝也很激动。

　　但《蝶》的创作还是不顺利。中西文化的差异使得三宝与外国导演发生矛盾。三宝与我的有些观念也不一样，也发生矛盾。大家全是摸着石头过河，这种争吵是必然的，谁也逃不过。受煎熬的是投资人曾庆荣，投了这么多钱，请了人跑到这里吵架来了。其实，《蝶》创作后，也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很多人最不理解的就是怎么把《梁山伯与祝英台》改成这样。在上海大剧院演出时，有观众当场表示，说我们糟蹋经典和传统。但是由于音乐剧在中国还不普及，很多人探讨音乐剧的基点实际上不是围绕音乐剧本身，而是他们眼中的传统文化传播等，用对待传统戏曲的观念探讨音乐剧。现在再看关于《蝶》的争论，我觉得都很正常。这些是音乐剧发展的正常过程。当时的争论使我这个对音乐剧很执著的人都在犹豫，“对了还是错了?”后来《蝶》参加韩国音乐剧节演出，一开演我就坐在角落里发抖，不敢出去见人，演出结束后突然爆发掌声，大家起立鼓掌。这时我血液好像才开始回流，我明白我做对了。扮演祝英台的演员还成为当时最受欢迎的偶像明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