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交响乐团本月搬入复兴中路新址(二)

　　温潭进入上交，第一站便是在福州路近浙江路的菜场楼上。喧闹嘈杂的中央菜场，三楼以上竟别有洞天，一半是图书馆，一半是当时还叫上海工部局乐队的排练厅。这三种完全不同气质的场所组合在一起想来也十分奇妙。但温潭说其实当时也并不觉得吵闹。“我们排练的地方是工部局的电台，电台的隔音还不错。”

　　说话间，原上交低音提琴首席郑德仁在女儿的陪伴下进了屋，温潭却把女儿认成了郑夫人，一通寒暄调侃。生于1923年的郑德仁先生，是我国第一位在音乐院校主修低音提琴的音乐家，也是这个冷门学科在国内的“元老”。虽然之后他的精力更多地放在爵士乐上，并因百乐门的演出经历被媒体争相报道，但来到湖南路，他对于年轻时在交响乐团的各种事件依然如数家珍。郑德仁说起演出都在兰心大剧院，演出频率是一周一次，500个位置的剧场场场都是满座。“票价一块大洋，和当时在大光明看一场电影的价格一样。”面向的对象是洋人和“高端华人”。不过当时乐团已经有自己的“公益”理念，当时乐团每周六在兰心彩排，“当时的彩排是坚决完整地走一遍，无论如何不会打断的，所以就跟正式演出一样。这个彩排都是开放给音乐学院的学生来看的。”

　　另一位来到湖南路怀旧的是原来上交负责宣传的曹畏，他刚刚退休不久，依然在上海交响乐爱好者协会负责编写“爱乐报”、组织活动。

　　郑德仁比温潭加入上交还早些年头，说起菜场时代还记得不少好玩的事。当时乐团是绝对的“外企”，外国乐师都是“高薪阶层”，资料室整理出的工资单都是动辄几百大洋，而指挥梅百器的工资则高达1400块大洋。不过郑德仁透露梅百器曾经嗜赌成性，输得惨的时候还曾经卖掉乐团的乐器还债。日本占领上海之后梅百器辞去乐队首席指挥之职回家教钢琴;另一位脾气暴躁的意大利指挥富华则在解放后被以“法西斯分子”的名义驱逐。

　　“1949年5月底上海解放，但6月局势还是混乱，音乐学院的学生当时都搬进乐团‘避难’。6月起我们改穿‘人民装’演奏，西装就不能穿了。外国人不适应。7月1日党的生日，当时我们也不知道，演的还是门德尔松的《意大利交响曲》，台上五分之四都是外国人。”郑德仁说。

　　1950年2月18、19日，当时已经更名为上海市政府交响乐团的上交举行皖北救灾音乐会，高芝兰、周小燕独唱普契尼歌剧《蝴蝶夫人》选段，因歌剧描写美国军官，又正值抗美援朝，演出受到一部分人的批评;加之乐团中仍有许多外国乐手、演奏的音乐又都是欧洲古典作品，与当时贫苦大众的生活相去甚远，便有不少工农兵干部提出解散乐团的决议。幸而得时任上海市市长的陈毅批示，说“交响乐是个好东西，不能取消”，乐团才被保留了下来。作家沙叶新在剧本《陈毅市长》中也专门写到了这一段。而陈毅对乐团的保护，不仅让它免于被解散，还进一步给乐团改善条件，将湖南路的洋房批给了上交。

　　同年，黄贻钧作为新中国第一位指挥家首次登台指挥上交，演奏中国作品，自此开启了乐团一个新时代。

　　名媛府邸变文化单位 临时棚屋里大牌多

　　最初湖南路这座房子的门开在淮海路上，大门口是一条狭长而窄的通道，只能容一辆车通过。洋房所在处最早是一个占地约30亩地的大花园，一个爱好火车模型的英国人在花园的周边铺设了一圈轨道收藏小火车。1931年民国元老张静江的侄子、“古钱大王”张叔驯从英国人手里购得这片花园，又请外国朋友在此设计、建造了两栋房子，东边的一栋自住，西边的那栋归他的侄子——后来成为书画鉴定大师的张葱玉。抗战爆发后，张叔驯一家辗转去了美国，房子先是出租，后来卖给了当时沪上著名的交际花蓝妮，成为孙中山之子孙科二太太的别院。蓝妮与孙科分道扬镳后以10万美元的价格卖给国民党政府官员，解放后这幢洋房收归国有。昔日的名媛府邸在接下去的半个多世纪里成了日日流啭高雅音乐的文化殿堂。

　　1957年，上交正式搬入湖南路。最初上交搬进来的时候只有一幢房，现在食堂位置正是当年居住者的客厅兼舞厅，也是乐团进驻后最初用以排练的地方。1957年在现上交主楼的位置建起来仅一层楼的排练棚房。据曹畏回忆，那甚至不是砖瓦结构的房子，隔音效果也不理想。好在湖南路幽静,影响也不大。但当时巨大的排练场地能够容纳三管编制的大乐队，已经让不少到访的各地音乐家羡慕不已。“无论是当时临时的排练厅还是如今专属的专业音乐厅，上交始终是走在全国院团前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