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交响乐团本月搬入复兴中路新址(三)

　　“可不要小看这排练厅，它接待过许多著名的音乐家和外国政要呢。”曹畏说。小提琴家奥伊斯特拉赫、扬·沃伊库钢琴家安娜·车尔尼·斯捷潘斯卡、指挥家小泽征尔等众多世界著名音乐家当时都在这个临时篷房中与上交排练。说起当年合作过的大师，郑、温两位老先生一一列举，如数家珍。如今笑看风云的老先生当年也都是狂热的“追星族”，温潭说当时奥伊斯特拉赫在他边上拉琴，他怎么都不敢擅自跟偶像搭话，但演出完团员们都争相要签名合影，满足要求之后的心情激动得不得了。

　　交响乐总是被视为接待外宾的重要手段，有外宾到访也常被安排来看交响乐团的演出。甚至英国前首相希斯还亲自来指挥过上交。两位老先生回忆说陈毅最喜欢听乐团演贝多芬，每次招待外国政要总爱演贝多芬的第五交响曲。后来觉得招待外国政要不能总是不让中国人露脸，自己乐团里的中国乐手人手不够，就从音乐学院借调。解放后外国乐手拿不到过去的高薪，纷纷离开，到1958年乐团首席泰保斯基(俄)回国，至此最后一个外籍乐师离团，乐团完全由中国演奏员组成。

　　黄贻钧接手后，交响乐团开始演出大量中国作曲家作品，由乐团首演的作品包括交响史诗《人民英雄纪念碑》，《抗日战争交响曲》，冼星海的《第一交响曲》、《第二交响曲》等都是在湖南路的排练厅中首次奏响。如今回忆起这些曲目，温、郑两位乐手兴奋地热烈讨论其具体的曲目内容，“冼星海的《民族解放交响曲》第一乐章有很多线条”，“对啊，它象征海陆空三军要崛起嘛”……“当年第一次排冼星海的交响曲时，乐谱上笔误百出，又不敢擅自改动，黄贻钧带着乐队将错就错，但是实在离谱得演不下去，花了好长时间一一校对改正。”你一言、我一语，当年排练的场景仿佛还在眼前。

　　和任何一个文艺团体一样，幽静的湖南路105号到了“文革”时期同样沦为“重灾区”。郑德仁的女儿告诉记者，自己现在仍然极为感谢上海交响乐团，“当年‘文革’的时候把我爸从音乐学院调出来，在乐团里保护起来。音乐学院斗争更厉害，我爸脾气犟得要命，要是在音乐学院里让年轻学生揪着斗他肯定活不成。”

　　“文革”期间，乐团凭着样板戏“上山下乡”，“文革”后也很快走上了正常排练、演出的轨道。1980年代临时的篷房被改建成了如今排练的主楼。

　　1984年12月，陈燮阳接替黄贻钧出任乐团团长。两年后，乐团实行总监负责制，陈燮阳成为上交历史上首任音乐总监。之后乐团展开多达15个国家及地区的巡演，包括柏林爱乐大厅、纽约卡内基音乐厅和维也纳金色大厅等世界著名音乐厅都留下了这支乐团的声音。同期，乐团开始举办每周一次的室内乐音乐会，迄今积累千套曲目。虽然行政部门已经搬到复兴中路新址，但“周五音乐会”还将持续到今年6月底。每周五，这里排起长队等候入场已成惯例，花50元来上交排练厅听一场室内乐已经成为不少申城爱乐者的“固定节目”。

　　“老上交”梦想仍在延续

　　湖南路的老上交像一个大院，音乐家的家属也都一起吃着食堂的大锅饭。到了儿童节、新年，学习音乐的“音二代”、“音三代”们也会凑在一起排演些节目和大人们一起表演。温潭的两个女儿同样是上交的乐手，如今也已经退休。吃完最后一顿食堂饭后，一位在上交工作的姑娘恋恋不舍地说，“搬到新厅之后就没有食堂啦。”这仿佛是一个时代、一种工作和生活方式的告别，它变得更加现代化，也逐渐脱离了最初“几代同堂”的国营单位“大院模式”。

　　在食堂前的大草坪上，曹畏感叹地告诉记者，这也是当年整个徐汇区最好的一块草坪，常年青翠清新，周边环绕着香樟广玉兰。乐手们在草地上拉琴吹号，也举办小型的草地音乐会。“这些植物都高大了很多，这一草一木，都是这里的见证。”

　　上交的负责人曾说，拥有一座自己专属的音乐厅是几代上交人的梦想。老团员们都去看过上交的新厅，虽然已经没有机会亲自在其中演奏，但这个梦想的确始终在延续。如今乐团里有他们的儿孙和学生们，正在继续着“老上交”们的音乐事业;而上交退休的老乐手们也基本都还在家带着学生、或为已经加入乐团的年轻人“开小灶”。当年乐团由洋人乐手们发起，之后完全交由中国音乐家发展，如今随着乐团的不断国际化，乐手们中不少都拥有西方留学的经历，也有越来越多的年轻外国音乐家加入乐团。除了拥有自己专属的音乐厅，上交还与柏林爱乐等一流乐团一样，建立了自己的乐队学院，面向全球招生，共享大洋彼岸的师资，这一切的因果联系冥冥之中似乎有着几分牵扯的“轮回”。

　　此次搬迁整理，除了一些老乐器，也有不少老照片、老资料档案被重新翻出。上交从上个月起也开始通过网络向社会征集关于乐团的老物件与回忆文章，希望于音乐厅开幕时在互动长廊展出，与这个城市的爱乐者共享上海的音乐记忆。(东方早报/陈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