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叫他们“中间商”,有人称他们为职业策划人,还有人说他们是助理、保姆,实质上,这些称呼都只涵盖了“经纪人”工作中的某一个部分。如果将经纪人行业比喻为一座金字塔,古典音乐经纪人即凭借着“专业”、“小众”的特点立于高高的金字塔尖之处。
市场化的产物
“开心乐团现在是‘墙内开花墙外香’,刚刚结束的德国演出很受欢迎,在国内还只是音乐圈的人在关注,这与国内古典音乐市场还未完全成熟有关系。”曾在国内多个演出机构担任过演出策划、有着丰富经纪人经验的北京开心乐团经纪人曾伟,带着些许遗憾地说。谈起国内外古典音乐经纪人的职业区别,他说:“经纪人本身是市场化的产物,目前国内市场不成熟,经纪人更多是‘保姆式’、‘管家式’,另外一种经纪人就是中间商,挣的是差价。真正像国外行业规范的职业化、专业化经纪人严格来说不多或是没有。”
在古典音乐市场成熟的欧美国家,音乐经纪人行业发展得相应成熟、规范、透明,经纪人会为艺术家制定适合的演出计划,为扩展延长艺术家的艺术生命而努力。曾伟举例,比如什么样的演出或广告艺术家可以接,什么样的不可以接,经纪人会有一个初步的判断和把关。相对而言,国内很多“经纪人”还处于“有演出就接,没有演出就不接”的状态,大部分还做不到主动策划来维护艺术家的艺术生命、培育相应的音乐市场。成熟的演出市场具有持续性,艺术家、乐团能够依靠演出生存,经纪人也会有生存空间。如果市场不成熟,观众不愿意买票,也不愿意支持接受新作品,会直接影响许多民营乐团的发展。例如开心乐团这样的民营乐团,只能靠做其他项目来贴补开支生存,单靠演出无法支持乐团走下去。这导致了许多国内的经纪人无法“专职化”发展,许多人做经纪人的同时还兼着其他的工作才能得以生存。评论人苏立华说,国内古典音乐的演出市场并不小,但如果不精心培育,市场是不会从地里自己长出来的。
“专业”是“准入”标尺
曾伟略有无奈地说,国内艺术文化经纪人面临的“婆婆”太多,文化局管,工商局管,演出行业协会管,还有指定的教育机构进行培训,但最终决策者和明确的行业规范却始终缺乏。此外,颁发的证书更多是涉及演出行业的政策条文,与实际业务操作没有太大关系。在他看来,“专业”是音乐经纪人最应该确立的“准入”标准。要做音乐经纪人,就应该是音乐方面的行家,能对艺术家的艺术生命做出正确判断,对其负责。熟悉国外经纪人行业的苏立华总结了一名合格的专业经纪人应具备的各项素质:市场调查和营销能力、公关和社会活动能力、对音乐有很好的鉴赏力以及策划实施能力。面对艺术家时,他在艺术鉴赏和判断上能和艺术家对话,否则艺术家无法服从其安排;面对市场时,他懂得市场需要什么,能和市场相关人员很好交往,把项目落实并实现与合作者共赢。
曾经在美国有过多年职业歌剧演员经历的男中音歌唱家袁晨野接触过很多国外的出色经纪人,几乎无一例外具有音乐背景,具有很高的音乐品味,尤其是代理歌剧演员的经纪人,对待诸如歌剧、人物、声部这些内容都滚瓜烂熟。男低音歌唱家沈洋提到,一位已经退休的著名国际经纪人给自己的一个启示:很多中国人会有一种“中庸之道”,比如经纪人问几月几号演出是否有时间,很多中国人会回答“也许吧,应该吧”。借用这个现象,这位经纪人意味深长地对沈洋说,一定不要这么说,要学会说“YES”或“NO”,或者是“请和我的经纪人联系。”一定不要给别人一种模棱两可的回答,这是给自己也是给别人降低麻烦的方法,因为在国际上,定好演出时间之后再毁约是一件非常不好的事情。优秀的经纪人都自觉维护着行业规则,这是他们专业性的一个重要表现。专业知识、丰富的行业经验、良好的语言能力和沟通能力,是一个古典音乐经纪人在圈中“行走”必备的多项专业素养。沈洋说,很多国际上的著名经纪人为了对音乐家保护、对行业保护,都会以艺术作为最重要的基准,第二才考虑商业的因素。
曾伟谈起自己和一个国外歌剧院签合同的过程,对方经纪人配备了一位懂音乐的专业合同律师,谈判三天,所有细节都落实到合同上,包括艺术家的衣食住行。这也是为什么他一直坚持在国内建立起专业准入制度。“经纪人可以不是灯光师、音响师,但应该懂灯光、懂音响。比如钢琴师如何调音,歌唱家适合唱什么歌,经纪人都应有专业判断。同是男高音,音域和形象也会有不同,经纪人应该有过滤掉不适合角色的能力。”专业经纪人还要懂得对剧院提要求,比如演出马勒《第八交响曲》需要编制庞大的合唱队,专业经纪人要提前通知剧院预留合唱队的位置,如果经纪人缺乏专业知识和经验,没有对剧院提出相关要求,就会出现把合唱队位置卖出去的情况。每次演出,曾伟的身上都会带着一个小针线包,以防止演员衣服开线。小到针线包,大到演出时医生、救场指挥的准备,他都会细心考虑到。他平淡地说,他对自己做经纪人的要求,就是保证专业性,做好舞台上的管理者和项目策划者。对于他而言,经纪人就是简单的两点:第一是专业,第二是责任。
是“经理人”,不是“经纪人”
接受采访前一晚,刘益生刚刚从青岛赶回北京,疲惫的神色与布满血丝的眼睛诉说着旅途的辛劳。作为中文美杰文化传媒(北京)有限公司总经理,他负责小提琴家吕思清、歌唱家黄英、大提琴家秦立巍等艺术家国内演出事务的安排,担任他们国内的专职经纪人。只要条件允许,他每次都会亲身陪同艺术家前往演出地。
“我觉得‘经理人’的称谓,要比‘经纪人’更准确概括这个职业,这个行业在国内有,只是不太成熟而已!”谈话中,刘益生十分坚定地说明自己的身份是“艺术家经理人”,而不是“经纪人”。“‘经理人’更有管理策划艺术家事业的意味,更多人对‘经纪人’的感觉,还停留在‘中介’的含义,中国古代有个词叫‘掮客’,很多人觉得我们就是充当这样的角色,其实不然。”刘益生解释说,艺术家有时与演出方直接对话,很多细节无法商谈,经理人的存在就是为艺术家们更好地争取应有的利益,为艺术家打理艺术生涯、策划艺术生命,同时起到保护艺术家的作用,从这个层面上说,“经理人”的意义更恰当,而且,经理人与艺术家的利益是一体的,只有做到这样,才能真正称为“艺术经理人”。作为为数不多的专职经理人,刘益生的经历让他对这个行业的发展更为乐观,他觉得,国内确实存在一些所谓的“经纪人”,为了一些暂时的经济利益,对外说自己手上有多少艺术家,其实只是利用关系网挣些演出介绍费而已,他并不认同这样的人是行业一部分,在他看来,国内还需要对这个职业有一个准确的定位和认识,才有利于这个行业的职业化发展。音乐评论人唐若甫感慨,在IAMA(国际古典音乐经纪人协会)这个行业协会里,专业经纪人和经纪公司都是IAMA的成员,可惜来自中国内地的成员几乎没有。
从业十年,刘益生最大的感受是很辛苦,但也很幸福,因为大部分时间都是和艺术家在一起,与他们一起成长,并在他们的艺术生命中留下自己的印记。颇为感性的他为艺术经理人总结了四个层次:第一,纯粹是“artist”(艺术家)和“manager”(经理人)的管理关系,这在国外经理人中很常见,主要在乐季开始之初,联系一下艺术家和演出机构。第二,双方是事业上的合作伙伴,双方利益是一体的,相互促进对方事业的发展。第三,是通过长期合作,成为有默契的朋友甚至是兄弟,艺术家对经理人会非常放心,甚至会将很多私人的事务交由经理人打理。刘益生坦率说,十年时间下来,自己和很多艺术家的关系都可以达到第三种的层次。他打趣说,他认为的第四种层次可能在很多人看来会比较“虚无缥缈”——双方是一种“事业婚姻”,和现实中的婚姻很相似,也要经历了解、磨合、相互信任、依赖的阶段,也会有“七年之痒”,也会经历各自的诱惑。当然,艺术家的艺术前途始终是最重要的,刘益生坦言,如果身边的艺术家遇到更好的事业腾飞机会,他还是非常支持他们“飞出去”。
“泾渭分明”与“人情参半”
在国外,经纪人为艺术家签订的合同透明、条款清晰,颇有“泾渭分明”的意味;而在国内,“人情”这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因素还在影响着音乐市场的发展。曾伟就遇到多次这种无奈的情况,按市场报价的演出,总会有熟人来讲价,用关系、讲人情来打折,造成的价格混乱一定程度上也导致演出机构或企业对艺术家的误解,反过来也造成市场进一步不规范。唐若甫认为,国内整个演出市场的不规范导致经纪人制度无法确立,而另一方面,正因为没有经纪人制度,国内的音乐界还有很强的人情味,某种程度这是好坏参半的情况。
刘益生则更愿意看到好的一面。在他看来,国外经理人条款分明、专业性强是一个优点,但过于“泾渭分明”也会让中国艺术家有无所适从之处,比如国外对于休假极为重视,假期很少涉及工作的事情,这段时间如果有突发事件需要联系相应的经理人就会比较困难。而且目前国内演出市场很繁荣,国外的经纪公司要全面进军,还是会受到“本土化”的局限而无法太快深入,这时候中国经理人可以发挥自己的资源与优势。刘益生说,人情因素有坏处也有好处,关键看如何使用它。比如,艺术家因为独特的艺术魅力,身边总会聚集各行各业的爱乐之人,经理人可以凭借敏锐的职业嗅觉,团结有用的人脉资源,为艺术家发展寻求更广的道路。古典音乐艺术家都是独一无二的,与流行音乐可以复制成功模式不同,这造就了古典音乐经纪人必须有一个长期等待的耐心。(音乐周报/陈茴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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