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编教材”不是杜绝考级弊端的灵丹妙药

　　《音乐周报》4月22日A3版发表了王群卫的文章《韦志榕的“高大上”与现实的尴尬空白》(以下简称王文)， 读罢此文获益匪浅，但又觉得文中的某些观点尚待商榷。

　　王文引用了人民教育出版社总编辑韦志榕的话说：“教科书与一般出版物最大的不同是，基础教育教材必须体现国家意志，这是不可动摇的，2014年教育部多次组织专项调查，关注语文、历史、政治及其他学科教材中意识形态的体现，特别是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传统、国家主权意识、国家安全意识、海洋意识、法治教育等内容给予了高度关注。这是基础教育教材的育人特性所决定的。”文章接着写道：“对比一下我们的器乐统编教材，正处于一种多么尴尬的局面：上述诸多要求好像都可以去做，但好像每项要求我们都没有做。”

　　笔者以为，王文中提到的出版社总编辑的话，仅是转述教育部关注教材编写中的政治标准，而并非全面、系统的指导思想，而且主要针对的是语文、数学等非艺术学科的教材编写。而器乐教学有其自身的特殊性，上述精神虽可供参考，但很难照搬执行，如果一味地强调意识形态、国家意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政治标准，不强调艺术性、技巧性等对于器乐教学来说至关重要的诸要素，很难设想从事该专业教学或教材编写的人员该如何适从。

　　我国的器乐教学，相对于语文、数学等其他学科而言，原来的基础比较薄弱，尤其是钢琴、小提琴等西洋乐器的教学，长期以来束缚手脚的桎梏甚多，直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这种情况才得以改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音乐界，通过请进来、走出去等方式，与国外同行进行了广泛地交流，并引进了大量乐谱、教材、音视品资料等，这令广大器乐演奏、教学、创作人员，开阔了眼界、增长了见识，改变了以往闭目塞听的尴尬局面，也激发了工作热情。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基础教育还是专才教育的教材建设，面貌都彻底改观。如今走进音乐书店或图书馆，便不难发现，无论是专业、业余、老人、儿童，学琴所需的教材，俯拾即是、琳琅满目，当然这其中也包括考级教材。关于这些出版物，尽管有良莠不齐之嫌，但它们毕竟为器乐教学提供了可充分选择的余地。

　　对于专业器乐教师而言，面对林林总总的教材、曲集，不管它出自权威部门还是无名之辈，大都不会紧盯一本，照本宣科、言听计从，而多半会根据需要，从不同的书本中选择其中的适用部分用于教学。这是因为：器乐教学有其自身的特殊性，不能像语文、数学那样让所有的学生都按照既定的教材，一册一册地学下去。即便同时开始学琴的孩子，少则三两个月，多则一年半载，便可显现出明显的差异。这种差异，不仅指水平、程度，还有乐感、气质等，这些往往正是考察琴童发展前景的重要征兆。所以，器乐教学无论是基础教育还是专才教育阶段，因材施教是至关重要的，不仅教学进度要适时地拉开距离，教学内容也需随时调整。经验证明：面对不同类型的学琴者，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一本教材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中国没有，外国也没有，即使真的搞出所谓“统编教材”，相信也不会例外。

　　王文中指出：“多年来考级教材对广大教师和家长的指挥棒意义是最充分释放的：只要一年到头把那三、四首曲子死啃下来了，就意味着你学习的成绩合格了。”王先生的板子实在是打错了地方，这个问题的出现，错不在考级教材，而在有关教师及考级承办机构。

　　现在的乐器考级，主要由中国音乐家协会、中央音乐学院、上海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学院、民族管弦乐学会等多家分别统领，上述每家都出版有自己专用的考级教材。现以中国音协的《全国二胡演奏考级作品集》为例，已先后出版了五套，除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出版的第一套是两本以外，其余诸套都分别有厚厚的四大本，其中每一本中的每一级练习曲和独奏曲加起来，少者十数首，多者数十首，为其他乐种编辑出版的考级作品集，情况也大抵如此。由此可以看出，考级作品集的编辑出版，除了用以考察、衡量应考者所达到的级别外，主要是为社会提供尽可能丰富的教学材料，而没有任何纵容投机取巧、应付考试、骗取证书的意思。

　　如果认真了解一下当今器乐教学的实际状况，相信会不难发现，大凡接受过相关学科的正规教育，品行端正、有责任心的教师，在教学中都会遵照因材施教、循序渐进的基本原则，针对每个学生的具体情况，选教足够数量的曲目，以尽量保证教学效果。

　　至于王文中所说的为了考级死啃三、四首曲子的现象，的确存在，有些地方甚至还比较严重。但这种现象的出现，不是考级教材的“误导性指挥棒”效应，更不是因为缺乏“统编教材”，而是部分器乐教学人员及考级承办单位行为不端、一切向钱看、不严格执行有关规定导致的后果，当然我们也不能不考虑到社会大环境带来的影响。

　　也许王先生以为只要有了器乐教学的“统编教材”，便可规范器乐教学、准确衡量学生水平、杜绝那种为了考级只啃三、四首曲子的现象。其实不然，因为“统编教材”只能圈定一定数量的教学曲目，而不可能在考级现场把教材中所有的曲目都考一遍。即使临时抽查，恐仍难避免连国家级大考都未能杜绝的押题、猜题甚至偷题、漏题等现象。所以，笔者认为所谓“统编教材”，并非灵丹妙药，更无助于杜绝乐器考级中的种种弊端。(音乐周报 孙元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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