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音乐对面的知音 让音乐翩飞世界

站在音乐对面的知音 让音乐翩飞世界

    【瓦格纳和国王，一边是音乐的创造者，一边就是知音。这个“财大气粗”的知音，成就了历史上歌剧改革的壮举。】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有这样一句话：“对于没有音乐感的耳朵来说，最美的音乐也是毫无意义的。”解读这句话时，我最先想到的是那一句民间俗语：“对牛弹琴”。这一雅一俗的说法，表达了同一个意思，那就是：音乐如果没有遇上知音，就会淡化弱化甚至泯灭；反之，知音会让音乐翩飞世界，尽显美丽与魅力。可以说，音乐倚重的就是“知音”。

    “音乐的耳朵”，说的是能够感知和理解音乐，也就是中国传统诗文中常说到的“知音”，即认知音乐的人。

    历来，音乐家总是在寻觅或知遇知音。因此，才有了孟浩然诗云：“欲取鸣琴弹，恨无知音赏。”至于尽人皆知的“高山流水遇知音”的传说，则是对于“知音”的一个最凄美的阐释——伯牙乘船，面对清风明月，抚琴而奏。忽听岸上一樵夫高声叫绝。他请樵夫上船，再为他演奏。樵夫随乐声而言：这“雄伟庄重，如高耸的泰山！”这“宽广浩荡，像见滚滚的流水！”伯牙兴奋直呼：“知音！知音！”这个樵夫就是钟子期。从此，二人成为挚友。约定来年此时此地相会。第二年，伯牙赴会，久等子期不到。寻到子期家，方知知音离世。他遂至子期坟前，抚琴一曲哀知音。曲毕，将琴摔碎，声言已无知音，抚琴何用。

    虽然，“知音”只是受众接受音乐程度上的一个形象化表述，但说到相关种种传说或是事实，可透见其对于音乐的传播，对于音乐家的激励，以及对于音乐生生不息的传续，是一个见证音乐价值和反观音乐魅力的重要维度。

    在西方，古典音乐传留至今，也赖于音乐的对面，站着“知音”。柴可夫斯基曾偶然听到民歌《万尼亚坐在沙发上》，他欣然记录下来。在创作《第一弦乐四重奏》时，第二乐章运用了这个音调，这就是著名的《如歌的行板》。这阕乐章，在略带忧郁的缓缓陈述中，透出恬淡朴质的纯净。旖旎如歌的旋律，有着直击人心的力量。1876年，俄罗斯文豪列夫·托尔斯泰聆听了这首乐曲。柴可夫斯基曾有这样的记述：“他和我并排坐着，他聆听我的四重奏《如歌的行板》时，流了泪。”显然，音乐打动了作家，他的“音乐的耳朵”如此深入地接受了柴可夫斯基的音乐。作曲家则和伯牙一样激动，他写道：“就我的自尊心而言，这也许是我生平以来从没有过的满足和激动。”这正是音乐家遇到知音那一刻的激情绽露。在西方古典音乐中，这件实事堪与东方的高山流水遇知音的传说相媲美。

    另一件史实更是音乐史上的美谈。一代歌剧宗师瓦格纳一生颠沛流离，不是被通缉就是穷困潦倒，他的艺术理想始终是空幻的想象。直到瓦格纳的超级“粉丝”巴伐利亚国王路易二世出现，他才得以在拜罗特兴建了可以演绎其音乐戏剧宏大构思的专门剧院，实现其一生的音乐夙愿。瓦格纳和国王，一边是音乐的创造者，一边就是知音。这个“财大气粗”的知音，成就了历史上歌剧改革的壮举，他是瓦格纳的知音，也是音乐世界的知音。如今，每年的“拜罗特音乐节”依然引来世界各地歌剧知音者的“朝圣”。

    说到“知音”，不仅存在于聆听的受众中，还在创作者之间留下诸多佳话。瓦格纳在聆听乐圣作品之后，他声言“心激动得快要碎了”。接着他说，在贝多芬之后，交响乐“很难再有作为”。难怪他从来不写交响乐，而转身走向了歌剧。他是贝多芬的知音。而巴伐利亚国王和另一位奥地利音乐家布鲁克纳，又是瓦格纳的知音。布鲁克纳在瓦格纳辞世之刻，专门写了用“瓦格纳大号”演奏的交响乐章，以寄哀思。

    在音乐史上，恪守古典乐风的勃拉姆斯与维也纳圆舞曲的轻盈乐风格格不入。但当他听到了施特劳斯的《蓝色的多瑙河》时，遂将开头几个音符写在扇面上，并题字曰：“可惜不是勃拉姆斯之作”。这张扇面表达了他对优美音乐的由衷赞美，并显示出作为严整且带有一点刻板的“纯音乐”代表人物，他也是轻快的带有一点娱乐色彩的音乐的“知音”。

    艺术需要有接受者。在文学，那是读者；在绘画，那是观者；在音乐，那是听者。在听者中，有“音乐的耳朵”，当然会成为音乐的知音；即使暂时未达到这个境界，只要喜爱，“音乐的耳朵”还是可以培养的。即使“曲高和寡”，这恰是提升知音水准的一个空间。20世纪初，斯特拉文斯基的“春之祭”首演，得到的回音是要把作曲家推上断头台。但时间考验了艺术，寻到了知音，这部作品后来成为了旷世杰作。直至百年之后，也来到了中国的舞台上。

    因此，“知音”既属于“音乐的耳朵”之列，也是可培养造就的后备力量。但，重要的是，知音站在音乐对面，永远是音乐价值的一个永恒评判者。音乐，总是倚重着知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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