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学咏：中国高等师范音乐教育的探索者

唐学咏：中国高等师范音乐教育的探索者

　　唐学咏，1900年10月8日生于江西省永新县芦溪乡古竹村。自小生活在一个书香门第，家道已中落。唐学咏天生聪慧，志向高远。1916年，唐学咏从秀水书院毕业，因成绩名列第一，被一位从日本留学归国的左先生收为入室弟子。1917年，唐学咏考入国立南昌第一师范学校。1919年考入上海师范专科学校，师从吴梦非、刘质平、丰子恺等，他们都是弘一大师李叔同的得意门生。李叔同是第一个在中国引进和传播西方音乐的先哲。1921年唐学咏考上中法大学里昂海外部，1922年又考入里昂国立音乐学院。1930年学成回国。回国后一直在国立中央大学（今南京大学、东南大学等高校前身）艺术系任教，与徐悲鸿共事八载，情同手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唐学咏先后在兰州、上海等地工作，1976年离休，1991年病逝于上海。

　　在学术上有颇高的建树

　　唐学咏是中国引进固定唱名法和倡导视唱练耳、重视基本乐理教学的先驱。他先后谱写了钢琴组曲《正月十五元宵节》、大型声乐赋格曲《山居行》、大合唱《牧童操》等。此外，他还在不同时期创作了《世梦》《礼运大同歌》等群众歌曲和钢琴奏鸣曲《怀母》《年颂》《流星》等作品。1925年，为纪念先后落成的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和记功坊，唐学咏根据吴稚晖1921年所作《黄花岗湿露歌》词谱曲，并在国内发表和传唱。撰文《中国五声十二律和近代和声学、对位法协调的尝试》，结合西方作曲理论对中国传统音乐的创作新道路进行探索和研究。1926年创作钢琴曲四首，同年，在初级和声比赛中获“第一拔萃奖”。1927年夏，作为留学生代表应邀参加德国法兰克福市为“贝多芬百年祭”而举行的国际音乐活动。在祭祀后的欢送宴会上，唐学咏用洞箫演奏了自己创作的乐曲《有凤来仪》，表达身在异国的游子对故国的深切思念。是年，《中国五声十二律和近代和声学、对位法协调的尝试》一文，在《中法大学里昂海外部年刊》（1927年第三期）发表。不久后，此文被译成德文由法兰克福大学学刊转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1928年唐学咏获基础乐课比赛第二金奖。1929年，唐学咏《年颂》《怀母》等四首乐曲，在巴黎结集出版。同年，获得高级和声比赛第一才能奖，并以管弦乐曲《忆母》获得法国里昂国立音乐学院桂冠乐士学位（相当于博士）。同年，唐学咏被“国际文艺作曲家协会”吸收为会员，成为该协会吸收的第二位亚洲人。1936年前后，唐学咏先后创作了《世梦》《抗敌歌》《军歌》《民族至上》《军民总动员》《国民革命歌》《国歌》《天下为公》等歌曲。

　　1949年后，他还创作了大量富有时代气息的作品，如大合唱《毛泽东的火车头到了兰州城》（1952年）、钢琴奏鸣曲《新生》《乡居》（1957年音乐出版社出版）、钢琴曲《我是一个兵》《四部赋格曲》、双钢琴曲《胜利进行曲》（1959年）等。

　　先进的办学模式和教育思想

　　唐学咏自1930年至1937年，一直在国立中央大学任教，并长期主持音乐组及艺术科的各项工作，在近代中国高等师范音乐教育的道路上，进行了成功的探索。其音乐教育思想也较为完整地体现在国立中央大学音乐组的建设和发展历程上。

　　首先，他推行法国音乐教育模式并兼顾传统教育。他创造性地将法国专业音乐教育模式成功引介到国内，在师资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开设了钢琴、基础乐课、声乐、作曲、音乐史、和声、合唱、指挥等课程。在大量开设专业性课程的同时，也十分重视培养学生的国学、文化根基，为培养高级音乐师资奠定基础。值得一提的是，自1930年回国后，唐学咏就坚持把固定唱名法纳入国立中央大学音乐组的音乐教学，成为在全国推广固定唱名法的首倡者之一。国立中央大学音乐教育的发展，使该校成为近代较早引入欧洲专业音乐教学体系的大学之一，也是其在近代史上率先成为规模大、门类全、教学质量高的综合性大学的重要促进力量。

　　其次，他始终坚持高标准办学。上世纪30年代，中国音乐教育刚刚起步不久，而推行法国音乐教育规范和体系无疑标准过高。但是，正是这趋于完善的教育规范和体系，给了中国高等师范音乐教育，甚至是专业音乐教育以巨大的启蒙作用和推动力量，为中国近代音乐教育的整体水平的提高和整个专业音乐的迅速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30年-1937年间，国立中央大学音乐组总共培养了数十名毕业生。马革顺、数模、洪潘、周崇淑、洪达琳、郑显全都是这一时期培养出来的毕业生。

　　再有，他坚持高水平的师资办学。“办学的关键是教师”，这是唐学咏一生办学所坚持的原则。回国不久，便大刀阔斧地整顿师资队伍，国立中央大学音乐组数十名教师除留美归国的梅径香外，全部解聘，由中华民国行政院教育部安排被解聘教师的出路。然后多次赴上海，聘请知名专家来任教。先后被聘来任教的专家有留法归来的小提琴家马思聪，维也纳国立音乐学院毕业的史达士博士，德国莱比锡音乐学院毕业的史勃曼教授、韦尔克教授以及李惟宁、喻宜萱等，师资队伍的建设，始终坚持宁缺毋滥的原则。唐学咏在主持艺术科行政工作的同时，担任基本乐课、和声、钢琴、音乐史、声乐等多门课程的教学工作。这种高标准的师资队伍不仅为“中大音乐组”的发展争取了时间，保障了高标准的办学要求，同时，也为较为先进的西方音乐教育体系在近代中国的迅速传播，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教育与实践相结合

　　他还倡导附中、附小的专业音乐教育。唐学咏分析了当时国内音乐水平较低的状况，提出专业音乐教育体系必须延伸到附中、附小教育的观点。他借鉴国外办学经验，从“中大”附中、附小学生中挑选出40名天赋较好的学生，于1935年创办了“国立中央大学音乐组”“少年班”。“少年班”对学生进行基础乐课、钢琴凳课程的实验教学，聘请一些优秀毕业生担任老师。这种试验性的音乐教育的“少年班”比重庆青木关“国立音乐学院”吴伯超院长建立的“幼年班”还要早10年。这一创举，开创了中国近代史上，在中小学阶段实施专业音乐教育的先河。

　　他也非常重视国际学术交流和师生音乐会演出实践。唐学咏在国立中央大学任职期间，多次邀请俄裔作曲家、钢琴家齐尔品及施奈德四重奏组等著名音乐家与音乐团体来指导教学，举办演出。同时，组建了国立中央大学合唱团、南京声歌协会，创办了马思聪指导下的弦乐四重奏组、三重奏组，这些社团进行各种演奏会和学术交流会。另外，每学期举办学期音乐会、毕业音乐会和其他各种类型的演奏会，为教师和学生提供丰富的演出实践，推进教学水平的提高。

　　总之，唐学咏较为全面地推广了西方先进的音乐教育经验，为中国高等师范音乐教育的开创奠定了基础。他的教育思想也对后来高等师范音乐教育、专业音乐教育以及附属中、小学专业音乐教育的建立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启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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