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部分民族乐器年产量累计2556.7万件说明了什么

2020年部分民族乐器年产量累计2556.7万件说明了什么

　　今年9月，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乐器改革制作专业委员会发布2020年部分民族乐器产量数据。经对吹管、打击、拉弦、弹拨四大类22种民族乐器的15个集中产业园及1920家民族乐器生产企业的不完全统计，2020年我国民族乐器行业部分民族乐器生产企业生产各种民族乐器产量累计2556.7万件。

　　产量反映行业规模和发展现状

　　无论是行业，还是企业，都是由“量”和“质”两大要素组成的，质决定了行业与企业主导产品的品质以及在市场上的占有率，量决定了一个行业或者是企业的规模和效益。在一定程度上，一个行业和企业的产品产量反映了行业与企业的规模和发展现状，也表现出行业和企业的成长性以及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

　　民族乐器属于乐器行业的一类产品，近年来，乐器行业在整个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不断提升，由一般文体产品发展为文化产业相关产品、音乐教学器材，最近提升为文化装备。

　　但是，民族乐器产量统计工作，目前还尚未列入国家和省市地区统计范围，而是由行业学会自行统计的，且数据信息完全由企业自报。由于目前行业学会还不可能准确了解各地区民族乐器企业的信息，因此，目前所统计的民族乐器的产量只是部分的不完全统计。

　　尽管如此，有统计总比没有统计强，现在每年由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乐器改革制作专业委员会公布的民族乐器产量信息基本上反映了当前我国民族乐器产业的现状，受到业内外人士的广泛关注。

　　有比较才有鉴别

　　2020年民族乐器产量达2556.7万件说明了什么？

　　有比较才有鉴别，翻开历史，1983年《中国轻工业年鉴》记载：民族管弦乐器产量98.61万件，鼓乐器38.83万件，响铜乐器578吨。如果这些数据相加，等于195.24万件（响铜乐器折合为57.8万件）。

　　这是什么概念呢？2020年与37年前（1983年）相比，民族乐器产量增长了12倍。

　　我们可以再作一个比较准确的比较，以历史最为悠久的上海民族乐器一厂有限公司古筝产量为例，据企业史料记载，上海民族乐器一厂1978年古筝年产量155架，2020年产量为74164架，由于2020年疫情的影响，产量有所下降，如果以疫情之前的2019年古筝产量统计，为113988架，这一数字是41年前的735倍。这不仅反映了上海民族乐器一厂古筝产量的巨增，同时也说明了当前古筝市场的红火。

　　以上两组数据，一方面说明了改革开放40年，我国民族乐器产量有了数十倍到百倍的增长，我国民族乐器产业有了巨大的发展；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我国经济文化全面步入小康社会，人们生活水平的改善，音乐给人民生活带来更多的享受。民族乐器已经全面进入社会，成为百姓的“刚需”、家庭的“标配”。

　　金字塔效应逐步显现

　　以上，我们说的是从纵的方面来分析2556.7万件的内涵。下面，我们从横的方面来分析2556.7万件的内容。

　　2020年，我国部分民族乐器企业共计生产了2556.7万件各类民族乐器。这2556.7万件民族乐器划分为四大类：拉弦乐器90.4万件，弹拨乐器108.2万件，吹管乐器1799.8万件，打击乐器558.3万件。

　　民族乐器有大有小，大到大鼓、中国锣，小到笛子、葫芦丝，但是都以件为单位。

　　按类别划分，吹管乐器的比例占的比较大，2020年吹管乐器产量占总产量的70.5%，打击乐器产量占总产量的21.8%，拉弦乐器占3.5%，弹拨乐器占总量的4.2%。

　　按单件乐器划分，在参与统计的22种乐器中，葫芦丝、竹笛、鼓类、陶笛、古筝的产量在前五名，分别是908万件、812万件、558万件、67.34万件、59.26万件，占总产量的35.52%、31.78%、21.84%、2.63%、2.32%。

　　按地区生产各类民族乐器划分，目前，我国民族乐器生产企业分别来自15个省的40个城市，其中包括有15个产业园区。按产量大小排序，依次为：河南、云南、浙江、河北、山东、江苏、天津、上海、贵州、湖北、广东、北京、内蒙、福建、陕西、黑龙江、湖南、四川。

　　河南省主要生产鼓、古筝、古琴、阮、箜篌，云南主导产品是葫芦丝，浙江主导产品是笛箫、陶笛，河北主导乐器是板胡、二胡、古琴、古筝、鼓、京胡、柳琴、马头琴、琵琶、阮、三弦、笙、唢呐、响铜乐器、扬琴、月琴等多种民族乐器，山东主导民族乐器是板胡、二胡、鼓、京胡、三弦、笙、唢呐、陶笛，江苏主导乐器是笛箫、二胡、古琴、古筝、鼓、箜篌、柳琴、琵琶、阮、扬琴，天津主导乐器是笛箫、葫芦丝、马头琴、笙、唢呐，上海主导乐器是二胡、古筝、琵琶、阮、扬琴。

　　以上可以看出，目前民族乐器产品生产分布我国大部分省市，同时逐渐形成集中产业区，形成的原因有各种因素，有历史形成的，如上海，江苏苏州、扬州、徐州，天津静海，山东郯城，贵州玉屏等；有在原材料基地上形成的，如河南兰考、浙江余杭；也有当地政府对乐器产业重视程度不断提升而逐步形成的，如江苏无锡，河北肃宁、饶阳。

　　另外，随着民族乐器产量不断上升，在塔基越来越大的形势下，金字塔效应也逐步显现，各类民族乐器的强势品牌越来越与地区和企业挂钩，如：上海敦煌古筝、河北肃宁乐海扬琴、江苏无锡二胡、北京满氏琵琶、浙江余杭竹笛、河北肃宁广宁三弦、河北涿州及天津笙、北京宏音斋及黑龙江从氏唢呐、浙江嘉兴风雅陶笛、湖北武汉海平中国锣、河北饶阳好望角民族鼓等民族乐器正在脱颖而出，显示出旺盛的生命力，开始从量变向质变过渡。

　　我们可以想象，未来中国民族乐器随着市场需求量的不断上升，将会逐步改变传统的生产方式，向着高质量、标准化、规模化、现代化方向发展，创新能力不断增强，从而形成一个庞大的现代化产业链。民族乐器将会在弘扬中华民族传统优秀文化、繁荣民族音乐的发展进程中，发挥出更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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