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中国音乐：血与火淬炼的音乐记忆

抗战时期中国音乐：血与火淬炼的音乐记忆

抗日战争是近代中国由衰败走向振兴的重大转折时期，也是中国近现代音乐变革和转型的重要阶段。抗战大后方音乐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音乐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以战时首都重庆为代表的大后方音乐，由于大量音乐家群体、音乐机构和音乐活动的高度汇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出现了与战前以及同时期其他地区音乐发展的不同特点。

在音乐家群体方面，全面抗战爆发以后，随着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和东、中部国土的沦丧，过去分散在广大中东部地区的大批音乐家纷纷迁往重庆，形成了战时重庆音乐家群体。1938年，国民政府教育部音乐教育委员会重组，使得以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音乐家群体力量得以整合，改变了战前音乐家缺乏全国性组织的状况。民乐团体、交响乐团、音乐社团的组建，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音乐家之间的联系。国立音乐院的成立，让重庆音乐家群体得到进一步聚集和加强。各种音乐期刊的创办，又给音乐家们提供了良好的交流、学习、联络平台。由此，战时首都重庆的音乐家群体、组织开始进入全盛时期，这在抗日战争史、中国近代区域文化史、中国近代音乐史中都具有特殊的地位和意义。

在音乐创作方面，战时首都重庆的音乐创作成绩斐然，音乐家们创作了一大批质量高，反响好，具有进步意义的音乐作品。这些音乐作品以抗战救亡歌曲为主，鼓励人民奋勇抗战，受到广大民众的欢迎。许多经典歌曲从重庆唱遍大江南北，更流传到了今天。歌曲中反映的民族精神和爱国主义情怀，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褪色，而是凝练成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根植在中国人的血脉中，成为爱国主义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音乐活动方面，战时首都重庆开展了以抗战救亡歌咏运动为主的丰富多彩的活动。例如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的新音乐运动，以及音乐教育委员会带领下开展的抗敌歌咏活动，都激励着人们顽强抗敌，为形成全民共同抗战的良好局面，为赢得抗战的伟大胜利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彰显了爱国抗争的“音乐力量”。

《战时首都重庆音乐史事辑要 （1937—1945）》，汤斯惟/编著

在音乐教育方面，置身重庆的音乐家开始思考中国专业音乐教育的发展问题，明确指出“将现有音乐专科学校改为初、中、高三级音乐教育合校之音乐院”，同时“得附设预辅班，相当于小学及初中程度”，1940年11月1日，国立音乐院在重庆青木关成立，1945年又创建了国立音乐院幼年班，开启了我国专业音乐教育从小学、中学到大学的一体化培养模式，专业音乐教育体系进一步完善，这在我国音乐教育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在音乐书刊方面，战时首都重庆出版的音乐书刊繁盛一时，据不完全统计，音乐书籍超过150种，音乐期刊数量位居全国之首。这些书刊，既关注对西方音乐的译介，也关注对民族音乐的传承，更关注对时代音乐的呼唤、倡导，是系统反映抗战时期中国音乐发展的宝贵遗产。

在音乐思想方面，战时首都重庆发生了三次音乐学术争鸣，主要是左翼音乐家与“学院派”音乐家围绕“新音乐运动”、“民族形式”和“战时音乐”等话题展开的，极大地促进了中国近代音乐思想的多样化发展，特别是促进了中国共产党影响下的进步音乐的成长壮大。

《战时首都重庆音乐史事辑要（1937—1945）》正是以上面谈到的这些音乐史事为基础，主要收录了1937年7月至1945年12月在重庆发生的音乐大事及出版或未刊的重要音乐书刊，通过大事记和书目摘要的形式编写，较为全面清晰地呈现出战时首都重庆丰富多彩的音乐文化，同时为学界深化抗战音乐史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文献指南，更为丰富战时首都重庆音乐的个案研究提供了直接资料。这些资料对拓宽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的研究领域，深化研究内容，促进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体系的进一步完善具有重要学术价值。

“战时首都重庆”仅历数载，它所处的战时环境与编印、传播技术的限制，决定了史料的粗陋、散落与繁乱。本书编写者遍寻史源，对“大事记”中的每一条史事皆做详细注释，“书刊摘要”在详列其要的同时，随文配有200多幅书报刊的书影作为“音乐图像”的资料补充，不仅兼顾到了学界多样化的使用需求，也为图像音乐史的研究提供了难得的素材。

编写《战时首都重庆音乐史事辑要（1937—1945）》看似简单、平常，实则是一项相当复杂、繁琐的工程。编写者在前期的资料搜集整理阶段，常常往返于北京、南京、上海、重庆等地的图书馆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重庆档案馆，尽可能全面地收录有关文献资料，历经八载终成此书。这也奠定了本书在抗战音乐史研究中的特殊地位，可以为学界深入研究战时首都重庆的音乐文化提供翔实而有价值的史料，也可以为民国时期音乐文献的整理研究和“重写音乐史”提供重要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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