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指挥家严良堃诞辰100周年,社会各界举办了一系列纪念严先生的活动。从1999年严先生莅临华中师大指导我指挥《黄河大合唱》开始,至2007年,我作为他的博士研究生毕业,一直到2017年他离世,这二十余年的时光里,严老师一直悉心教诲,培养、关注、指引着我的音乐艺术成长。严老师的教导始于最标准、最学院派、最基础的指挥技法,同时又超越性地引导指挥艺术,创造性地呈现音乐。他特地为我制定了详尽的教学大纲,亲自书写教学目标和内容,甚至赠予身为学生的我音响设备与音视频资料。严老师严谨的艺术观、人文情怀以及音乐美学思维,深深烙印在我的记忆中,铭刻在心。
每一次我去北京上课或严老师到武汉上课,无论是一同享音乐、品茶,或是闲聊,都成为了他教育我的一部分。即使我们一同散步或共进晚餐,他也在“润物细无声”地影响着我,因为他会不断地引导我对音乐进行更深入的思考。严老师传授给我的不仅仅是指挥技巧。实际上,他的音乐理念、音乐思维,乃至他整体的音乐美学追求,更是对我产生深远影响。
红色革命人文精神的真挚表现
当我们回顾严老师指挥近千场《黄河大合唱》时,我们应该思考,为什么严老师选择了这部作品,而不是其他?我认为,严老师选择《黄河大合唱》的核心就是植根于心的红色基因,他在这部作品中找到了中国红色革命人文精神的共鸣。他的音乐深刻地表达了这一精神,因此他的《黄河大合唱》充溢着真挚的情感,是一种真诚而自然的流露,这是令无数中国人感动的。他指挥的“保卫黄河”中的那段卡农和“怒吼吧!黄河”的赋格段,就充分体现出鲜明的排山倒海式的革命气魄,充满了深刻的革命情感,可以说,《黄河大合唱》最集中地展现了严老师的红色革命人文精神。
在我与严老师的学习时光中,他高尚的品格和师德就如一束光,温暖着我,照亮我前行。我永远不会忘记,当严老师决定接收我为学生时和我“约法三章”:一、不交学费;二、不许给老师送礼(哪怕一件衬衣,也被拒);三、和老师一同用餐不许付钱。严老师常常教导我,要学“真本事”,而不是学“虚名”。他曾非常朴实地告诉我,为什么要教我:“作为合唱指挥和一个大学老师,你要将自己的艺术与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他说:“假如有一天你有所出息,就为这个国家和这个民族做一点事情,那就够了。”这正是红色革命人文精神所铸就的高尚品格,也是一种民族文化精神传承的使命担当。
融合红色革命音乐范式
与西方古典音乐思维
严老师拥有厚实的西方古典艺术思维与音乐基础。这与他跟随冼星海老师的学习经历,以及后来在青木关音乐学院和柴科夫斯基音乐学院的学习有关。严老师给我上的第一堂指挥课的作品就是亨德尔的清唱剧《弥赛亚》。老师为我度身定制的整个指挥课程(2001-2007年)中西贯通,特别是以西方古典合唱经典作品为基础。从文艺复兴“声乐复调”到巴洛克清唱剧,从古典乐派到浪漫乐派,直至印象派音乐,从莫扎特的《安魂曲》、福列的《安魂曲》、威尔第的《安魂曲》到布里顿《战争安魂曲》,还有海顿清唱剧《四季》、贝多芬《第五交响曲》、《第九交响曲“合唱”》、勃拉姆斯《第四交响曲》、柏辽兹《幻想交响曲》、柴科夫斯基《第六交响曲》和《第一钢琴协奏曲》以及拉赫玛尼诺夫的《晚祷》等。后期,严老师还为我讲解介绍了现代音乐和当代合唱作品,并分享了他对当代合唱音乐的现代作曲技法和表现手法的独特见解。严老师对西方古典音乐的深入研究和洞察力是常人所未见的。我的博士论文选题,探讨了“西方古典合唱的和谐与崇高”的美学特征。正是西方古典音乐的人文修养,以其视域赋予了严老师对红色革命音乐作品独特的艺术审美和呈现范式。
在我们传承《黄河大合唱》时,那些看似“普通”“朴素”甚至“不经意”的处理,都是严老师深思和推敲的结果。他曾经与我详细诠释了宏观层面上《黄河大合唱》的结构、音乐内核,以及微观层面上的自由节奏(rubato)、渐慢(rita)等艺术处理,以及语言与音乐、朗诵与音乐节奏之间的相关性。可以说,严老师对音乐的精确处理和深入设计,反映出他深邃的音乐哲学思维。
他鼓励学生探索作品的多种理解、演绎和个人表达。他常常要求我对一个乐句提供三种以上不同的处理方式,从而认识音乐艺术呈现与作品之间的多种可能性,然后从中选择我认为最佳的、富有创造性的音乐表达。他为学生塑造了一种重要的音乐哲学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对我20年来的舞台指挥与合唱艺术表达,对我在大学合唱指挥教学中,自我提升音乐思维和敏锐度都起着巨大作用,是无价的艺术源泉。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严老师音乐处理的细致和精心设计,都源于他音乐哲学中的思辨性。这种思辨性并非凭空出现,而是他多年的西方古典音乐实践的结果。
严老师是一位真正伟大的艺术家,他的合唱音乐思维理念和红色革命合唱范式,深深地影响了众多作曲家、指挥家和合唱团队,影响了20世纪的中国合唱。
构建中国民族合唱音乐美学观
在20世纪,严老师与中央乐团合唱团(中国交响乐团合唱团前身)一起推动了一次次民歌合唱、中国合唱强劲发展的高峰,成为20世纪中国合唱音乐的标志,对中国合唱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开创性贡献。
严老师说,我们的合唱艺术应该“站在中华民族的文化高地上”。在我跟随严老师学习的过程中发现,他特别关注中国合唱的歌唱语言和音色变化与选择,老师对语言与人声音色的敏感和理解是惊人的。特别是他在20世纪原中央乐团合唱团的训练和演出中,强调歌唱语言与人声音色变化与融合,使之达到一个辉煌的艺术高峰。严老师在歌唱、语言和色彩选择方面有自己的独到见解。为了凸显中国民歌合唱的特色,他强调男高音的音色应该明与暗,阳刚与柔美结合。这一审美特点对后来中国合唱的发展,尤其是在民歌合唱领域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西方音乐引入中国的20世纪,严老师能够在借鉴西方古典音乐美学观的基础上,走出一条符合中国民族合唱音乐风格和民族音乐美学观的路。这对20世纪中国合唱和民族音乐的发展是功不可没的。
综上所述,严老师的艺术道路是坚定的。他构建了红色革命音乐范式,不仅仅是那个时代的艺术标志,还代表着一种红色革命人文精神。这种精神奕奕生辉,感染并影响着我辈后人。严老师的音乐视野是开放、包容、多元的,他对西方古典合唱音乐的和谐美学和声音融合有着深刻的理解。同时,严老师充分挖掘、弘扬了中国民族音乐,并确立了中国民族合唱音乐风格和民族音乐美学观,为中国民族音乐的弘扬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我们需要做的,是认真学习严老师高尚的人格,传承和发扬他多元崇高的音乐美学品格,继续推进和发展中国民族音乐和中国合唱艺术,使二者达到更高的水平,让严老师的精神永续千秋。
来源:音乐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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