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朱同德从苏联留学回国后就在中央音乐学院当了助教，开始了他的教学生涯。相比于其他同龄人，他赶上了好的机遇，成了一名海归音乐家，但同时也赶上了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对于从事专业研究的人是最大的损失，将最年轻最美好的黄金时间彻底浪费了。朱同德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就被派往大兴搞“四清”运动，将他的黄金岁月挥霍在了文革的运动当中。好在在文化大革命后期，他又一次得到了机遇的眷顾：一天，学校的工宣队通知他：“赶快拿着乐器去电影厂。”当时看那着情形似乎一分钟也等不了，他慌忙赶到了电影厂，录音棚里坐了一个大乐队，原来是中央交响乐团需要招人排样板戏。当时的中央交响乐团有两个长笛队，但是仍不够用，等朱同德到了电影厂时，所有的人都坐满了，就缺长笛。于是，他被安排到了长笛席位，却发现自己一点都不会吹长笛，眼睛看着谱子，就是不会吹。朱同德的心理感觉到了一阵恐慌，好几年了，长笛几乎没有碰过，文化大革命中根本没有机会从事专业工作。但是朱同德又是坚韧的，他跟着乐团一同排练，过了几个礼拜才慢慢进入状态，曾经的感觉又逐渐回到了他的身上。随后，他又跟随乐团一起开始拍电影《智取威虎山》，排练加上拍电影，一年多后，朱同德再次成了长笛中的佼佼者，彻底恢复到了文革之前的状态。
这时，上海音乐学院的一些优秀的毕业生组织成一支乐队到北京来接替中央乐团这个乐队的工作，中央乐团的乐队专门拍电影样板戏。拍完电影后，朱同德因为优异的表现，便让上海音乐学院的老师、后来的文化部部长于回勇（于会泳）看中。当时于回勇（于会泳）非常看重留学回来的朱同德，非要借调到上海，当时提出要朱同德一起去上海。朱同德心里非常矛盾，他实际还是希望在北京发展，毕竟北京市他熟悉的城市，有他的亲人与朋友。于是他推荐他的一个学生去，但是上海方仍是执意要借调朱同德。无奈，朱同德便被借调到了上海去汇报演出后，演出结束后，朱同德便被直接留在了上海样板戏团，成了重点培养对象，如此一呆便是七年。这七年对于朱同德来说，虽然学到了很多知识，但在生活上也造成了很大的困扰。他的爱人、孩子与朋友都在北京，他开始了漫长的两地分居时光。不过，朱同德心里很清楚，国家耗费了财力物力培养了自己，自己就应该服从组织的分配，既然上海需要自己，自己就应该踏踏实实地在工作岗位上努力工作。这七年，成了朱同德人生中的借调传奇。
知道音乐学院复课之后，中央音乐学院想让朱同德回来执教，因为复课之初学校非常缺少教学人才，但是上海音乐学院还是舍不得放朱同德这个人才离开，于是朱同德就成了长笛界的香饽饽，被两个高等音乐学府争来抢去，若干次协商都没有达成结果。最后，中央音乐学院的赵沨院长就在与上海交涉时提出：“能不能把朱同德再倒借回来。”但是，上海音乐学院还是不想让人才流失，因为那个年代的留学生极少，非常稀缺，因此苏联留学回来的朱同德就变得异常抢手。此事到了这个地步，文化部不得不出面干涉，一份红头文件将朱同德调回文化部重新分配给中央音乐学院，这样朱同德才回到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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