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在做着融会中西尝试的,不只是中国音乐人。古筝分别于公元6世纪、8世纪流传到当时的朝鲜伽倻国及日本。当代德国作曲家史蒂芬·哈根贝尔格的筝乐作品《三筝谱翦》,使用跨文化的乐器编制——中国筝、日本筝及韩国伽倻琴和杖鼓,创造出独特的跨文化声响。《三筝谱翦》首演于美国哈佛大学,分为5个乐章,所使用的传统音乐素材包括日本筝曲《乱》、韩国的伽倻琴散调音乐及中国筝曲《高山流水》、《小霓裳曲》、《渔舟唱晚》和《云庆》。作曲家使用西洋作曲技法介入三国筝乐中,撷取这些原音的片段并以蒙太奇手法重整,使三者共构出新的音乐内容,进而衍生出传统素材的新内涵,构成了一个以筝为媒介的音乐交流平台、一个跨文化的对话场域。来自台湾的赖宜絜表示,从此曲中可以看到音乐的创新不一定是出于演奏技法所衍生的新声响,也可以是对既有素材的新诠释。《三筝谱翦》所带给我们的不只是作品本身的价值,其作曲手法、独特的声响效果、跨文化结合等议题,都提供给当代音乐家一个筝乐发展的参照。
随着技术的进步和交流的增多,东西方在民族音乐方面互学互进的机会越来越多,在一些大型乐团的演出中,也更多地体现出中国民乐和西洋音乐同台献技、交相辉映的情景。民族管弦乐队中已经越来越鲜见古筝的踪影;音乐艺术院校的古筝专业毕业生很难找到需要古筝的专业团体——繁荣背后有隐忧本次音乐节组委会副主席、中央音乐学院教授周望表示,作为中国的特色民族乐器,古筝从音乐语言、文化内涵到外观形制,无不体现着中国人的审美特质,深受海内外广大群众的青睐。从各种艺术培训机构的建立,到各大主要城市古筝音乐会的举办,从名家各地巡回演出、讲学,到各种级别赛事的举办等,都充分展示出古筝艺术欣欣向荣的发展景象。
但是,也有人表达了对于当前古筝热潮背后的隐忧。古筝教育家赵曼琴就认为,当前古筝逐渐淡出职业乐队的现象,实际就是古筝由职业艺术向非职业艺术退化的信号。他认为,一件乐器能否进入常规乐队的编制,能否在乐队中充当常奏性的旋律乐器而不是偶尔一用的色彩乐器,是该乐器职业化程度的具体体现,也是该演奏艺术的使用价值和生命力的具体体现。
赵曼琴对此做了专门的分析,并得出结论:影响古筝进入乐队的第一大障碍是对快速旋律的视奏问题。当乐队因时间关系只能排练几遍甚至视奏一两遍就必须上台演出或正式录音时,古筝的演奏往往捉襟见肘,甚至束手无策。除了演奏方法驳杂纷呈、缺乏科学性等原因外,古筝教学中“鱼”与“渔”错位的问题也成为赵曼琴“攻击”的目标。先哲曾喻教学之道为“授人以鱼,不如授之以渔”,但在现实中,这一至理名言却被古筝的教学双方反其道而行之:无论是业余教学还是专业教学,授的都是鱼,教的都是曲,学生所受的也都是鱼,所学都是曲。由于学习乐曲的方法都是死记硬背加苦练,即使是演奏技法、作曲手法相近的作品都需要从头练起。许多古筝教育者只教授学生弹奏古筝考级的曲目,以应付考试,使得学生在获得了考级证书甚至获得了专业院校的学历文凭后,尚有许多风格类型的曲目不曾学习,有许多演奏技法未曾染指,甚至见所未见、闻所未闻。当这样的演奏者进入乐队,遇到那些不知道该用何种技法进行演奏的陌生旋律,其结果是不言而喻的。
赵曼琴认为,影响古筝进入乐队的第二大障碍,是音准的失衡,甚至在有些专家看来,“音不准”已经成了古筝的代名词。另外,音乐处理的随意性也已经逐渐成为古筝难以融入乐队的另一个障碍。不幸的是,这种随意性非但没有受到质疑,反而被视为艺术风格的多样化。很多人认为,中国传统音乐中带有不确定性的记谱方式为演奏者个性风格的发挥提供了可行性空间,而现代音乐则更具自由精神,这不仅体现在作曲家的创作手法上,还体现在其留给演奏家的空间上。赵曼琴则认为,过分个性化了的音乐理解方式,不仅使古筝更加难以融入在对音乐的理解、阐释方面需要高度一致、高度默契的乐队,也使作曲家、指挥家们不得不对古筝敬而远之。“当我看到古筝演奏员抬手准备摇弦的呼吸动作后,就随着其节奏指挥乐队。谁知道,乐队都进入一拍了古筝还没响,回头一看,她的手在空中来回晃着还没挨着琴弦呢……”一位指挥如是说。
事实上,造成古筝淡出乐队的原因并不止上述方面,如乐器不能随意转调也是古筝难以融入乐队的一个主要原因。在这方面,本次音乐节推出的多声弦制古筝专场引人注目。多年来,上海民族乐器一厂坚持“传承经典,引领时尚”的理念,不断推出具有时代特色和文化价值的新颖产品,包括最新研制成功的多声弦制古筝。中国传统的古筝是五声音阶的排列,在演奏外国曲目或七声调式曲目时就显得力不从心,在同一台琴的同一首乐曲的演奏中也存在着调式或调性的转换困难问题。而多声弦制古筝实际上是五声弦制和七声弦制的组合式筝。本次音乐节组委会副主席、中央音乐学院教授李萌表示,采用多种弦制古筝,可以扩大曲目量,使古筝乐曲的风格变得多样化。
不过,赵曼琴认为,如果演奏者自身的问题不解决,即使有了理想的转调古筝,甚至在不转调的情况下,古筝也不太可能适应乐队演奏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