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祝》的原创者应该是农民伯伯(二)

　　没动笔已觉害怕

　　唱越剧找回信心

　　羊城晚报：那为什么您说写的过程中，一动笔就觉得害怕？

　　何占豪：我还没动笔就害怕了。我以为领导说要写的话，肯定会有作曲的人去写，我们只是提供帮助嘛，我们又不是作曲专业的。所以当刘品在实验小组会上说要我跟丁芷诺（小组的另一成员，我的同班同学）写，我就傻了，马上就说不行！我肚子里的“货色”已经被掏空了，不可能写得了！当时是夸海口，一腔热情，我很愿意写，但本事没有！
　　晚上，刘品又把我叫到他的房间，叫我一段段唱越剧，还说你没被掏空啊！可我说：“这是越剧啊，又不是小提琴曲！”这个时候他讲了一句关键的话：“你不要以为贝多芬、莫扎特头脑里的音乐是天生的，他们的音乐也是从当时的民间音乐中提炼出来的。”这句话把我点清楚了！对啊，这些民间音乐也可以成为小提琴曲子的哦！这下我思想就通了，从“要我写”变成了“我要写”。

      无名英雄

　　同窗作贡献让荣誉

　　请她补名她谢绝了

　　羊城晚报：从这时候开始，陈钢先生就加入了吗？
      何占豪：还没有。当时刘品提出“既要有冲天干劲，又要有科学分析的头脑”，我们有民间音乐素材、有冲天干劲，但是还缺什么呢？缺配器的知识，大的乐队、铜管、木管乐器的组织技巧都没有，我们只会拉小提琴。写交响乐需要有技术平台啊！丁芷诺是上海音乐学院副院长丁善德先生的女儿，就推荐了丁先生的作曲系学生陈钢。然后我去跟陈钢谈，把我们的伟大理想讲了一遍，可是陈钢没有答应我们，他当时的理由是要写毕业作品，没有时间做。其实是他不大看得起我们这帮业余选手———这个想法他还是在50年之后、前不久才透露给我听的！哈哈！他当时不答应，我们就自力更生。我跟丁芷诺构思，什么“三载同窗”、“草桥结拜”、“楼台会”等等，然后自己写主题。前三个月，从1958年11月接到任务到1959年2月份做了这些基础性工作。
　　另一方面，刘品把我们的情况介绍给丁善德，丁善德副院长决定要陈钢参加实验小组的创作。他就服从领导的决定同意和我们合作了。这是在1959年2月，我们欢天喜地，觉得实验小组的第一首大型乐曲有希望了。这时候丁芷诺很谦虚，就说他来了，我可以退出了。

　　羊城晚报：也就是说，《梁祝》的前期创作中，丁芷诺也作了贡献？

　　何占豪：在纪念《梁祝》问世50周年的时候，我要特别说清楚这段历史。丁芷诺的贡献不仅仅在于前期，而且后来我与陈钢合作过程中，他把总谱遗失、要赶时间重新编配的时候，又是丁芷诺来帮忙，加快进度，“三载同窗”那一段小快板基本上就是她配器的。你看，丁芷诺参加了第一阶段的创意和共同构思，又参加了第二阶段的配器，做了很多工作，实际上完全应该可以把名字列到作者里面的。但当时署名及其排位都由领导决定，就写了“何占豪、陈钢”。丁芷诺现在是上海音乐学院的教授，她一直甘当无名英雄。我曾经提议补上她的名字，但她谢绝了，怕被人误解。但在我心目中，她是当时年轻人“见困难就上、见荣誉就让”的一个典型。

      险留遗憾

　   不想迷信抹掉“化蝶”

　　领导听了哈哈大笑

　　羊城晚报：听说《梁祝》这曲子差一点就没有后面经典的“化蝶”部分？

　　何占豪：哈哈，是有这么回事。《梁祝》作品出来后，我们向领导进行汇报演出，汇报时我拉小提琴，陈钢弹钢琴。整部曲子拉到《哭灵投坟》就结束了，音乐戛然而止。领导有些纳闷：“没有了吗？”我俩回答：“没有了！”“《梁祝》怎么能没有‘化蝶’呢？”我不假思索回答：“没有《化蝶》，化蝶是迷信！我们新中国青年是不迷信的！”话音刚落，在座的领导都笑了，但还是指示要加上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最美的“化蝶”！
　　这下子可难倒了我，所有的素材也都用完了，哪还能《化蝶》？多亏我突然想起，五六年前，在杭州时曾看过苏州昆剧团《梁祝》的演出，当时《化蝶》的那段笛子独奏给我非常深刻的印象！后来我跑遍了全上海，终于在一家新华书店找到了相关的材料，所以最后的《化蝶》是我根据这段昆曲，又加上著名琴师贺仁忠老师编曲的越剧《白蛇传》中的《断桥》部分，再加上哭腔完成的。

　　羊城晚报：难怪行内人都说，光看谱子不能理解《梁祝》的中国神韵？

　　何占豪：对，这是事实。我从越剧团带来一种民族化的小提琴演奏方法，我也不是天生就会的，而是在贺仁忠老先生的指点下，还有我自己跟着越剧演员的唱腔进行模仿才形成的。到了实验小组里，丁芷诺等人对这些演奏手法进行了归纳、提炼和规范化了，比如向上滑动叫上滑音，还有磨音就是来回滑动等等。所以准确地讲，这个《梁祝》演奏的特殊风格是集体创作劳动的成果，由俞丽拿来体现。
      意外成名

　　第一天演出结束

　　第二天下乡劳动

　　羊城晚报：很多作曲家一生都没有看到自己的作品成功，而您和陈钢却是从一出手就受益于这支曲子，您觉得这是人生的大幸运吗？

　　何占豪：当年只有一个人，就是刘品讲过，我们很可能会在中国音乐史上留下应有的地位。但我那时候绝对不会想到名留青史。就算那天演出完了，人家都来祝贺，我却一点也不兴奋，因为当时承受了很大的压力，本来只能挑五十斤的，后来加到一百斤、一百五十斤！观众一鼓掌，我觉得总算完成了任务，轻松了，领导不用找我了！我第二天就下乡去劳动了。
　　后来我收到了好多来信。当时写信的人并不是说“我怎么崇拜你”之类，而是这么说：“谢谢你，使我听懂了音乐！”我们原来的目的就是为了使广大劳动人民听懂，所以人家这样说，我心里很安慰，觉得这条路子走对了。于是我一直走这条路，不管风吹浪打，不管什么新潮音乐，我自岿然不动。

　　羊城晚报：那您的这种风格有没有受到过非议

　　何占豪：当然有过。有一次在香港，记者很尖锐地说：“何先生，你的作品有不少人很喜欢，但有很多人认为你是‘下里巴人’，而不是阳春白雪。你自己怎么看？”我说，人家评论我是下里巴人我非常高兴，我写东西就是为了使下里巴人、广大群众都听懂。但我反问一句，有没有哪一个作曲家说，我的曲子越少人听懂越好？没有吧。我的听众里有我们的外交部长、总理，还有外国的总统、皇帝都来听《梁祝》，那么他们是不是下里巴人？如果他们是，那么大家全体都是下里巴人。我的路子就是追求雅俗共赏。

　　羊城晚报：香港评最受听众欢迎的十首交响音乐作品，除了贝多芬第九与第五交响乐、柴可夫斯基“天鹅湖”等九首外国名曲外，《梁祝》是唯一入选的中国作品。您怎么看待《梁祝》在音乐史上的地位？

　　何占豪：这个我不敢说。但是这个曲子是具有中国民族特点的交响音乐作品，它用中国人民的音乐语言，表达了一个中国民间故事。为什么现在要这么隆重来纪念其诞生50周年？也许就在于它让广大劳动群众听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