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祝》的原创者应该是农民伯伯(一)

   文/本报记者 邓琼实习生 陈培娜图/本报记者 邓勃

 人物档案

　　何占豪，1933年生于浙江诸暨，中国杰出音乐家，现任中国上海音乐学院教授、中国上海音乐家协会副主席。17岁进入浙江省文工团，1952年转入浙江省越剧团乐队，1957年考入上海音乐学院，先后在管弦系、作曲系就读。1959年在上海音乐学院学习期间与同学陈钢创作的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是中国“妇孺皆知”的最著名的小提琴作品，是全世界演出和录音版本最多的中国管弦乐曲。

      何占豪忆及50年前创作《梁祝》的点滴，一再强调《梁祝》是集体创作的结晶

     1959年5月27日，由何占豪、陈钢作曲的小提琴协奏曲《梁祝》在上海兰心大戏院首次公演，俞丽拿担任小提琴独奏。这支中国有史以来最著名的小提琴曲，完成了交响音乐民族化的创世纪。
　 美丽的蝴蝶，飞到中国人心上，至今已经整整50年。日前，著名作曲家何占豪先生应邀来到广州，指挥广东省民族乐团演奏了他亲自改编的古筝版《梁祝》。记者这才有机会见到这位满面红光、精力充沛的古稀老人，听他话当年、正视听。

     农民启发

　　贝多芬巴赫听不懂

　　农民想听越剧沪剧

　　羊城晚报：今年是小提琴协奏曲《梁祝》问世50周年，很多人都想了解这部作品的诞生过程。

　　何占豪：具体这个曲谱写成，至今已50周年。但是，如果从“农民伯伯”创造《梁祝》这个角度来说，就远远不只半个世纪了。

　　羊城晚报：这个说法真新鲜！为什么说《梁祝》出自“农民伯伯”呢？

　　何占豪：我真是觉得，中华民族是一个有音乐传统和音乐才能的民族，这首曲子并非一个或几个作者写的，它是我们浙江的农民原创的！因为里面很大部分运用了越剧的表演因素。越剧是哪里来的？是袁雪芬、范瑞娟、傅全香、尹桂芳等等一大批表演艺术家，以及一大批琴师联合创造的，他们都是农民的儿女，从小就唱山歌、小调，在农村的文化氛围、父辈的熏陶下成长，十几岁开始到上海闯荡、在舞台上磨练，这才有了越剧。所以我说《梁祝》原始的创作者是农民。

　   羊城晚报：看来这不是您的谦虚之辞，而是事实。

　　何占豪：我可以从头给你讲来，《梁祝》里哪一段音乐是从越剧的哪里来的。一开头你们觉得很好听吧，“0532/1--2/765-/……”这不是我创作的，这是越剧里面很常见的过门。还有《梁祝》当中的小过门很好听，也是来自越剧里一种“百搭过门”，百听不厌的过门，我只是切了一刀稍加改变。

　　羊城晚报：那当时你为什么想到从越剧里提炼出这个故事来谱曲呢？

　　何占豪：说到这里，还是离不开“农民伯伯”给我的启发。那时我在上海音乐学院念书，我们每年都要下乡给农民演出。农民很热情，但音乐学院学生拉的都是贝多芬、巴赫，演完之后我们问他们：“好听不好听？”回答“好听！”再问“懂不懂？”齐声说“不懂！”“那你们要我们拉什么？”“越剧、沪剧”！原来这些才是他们懂的。我恰巧是从越剧团到音乐学院来进修的，当然就想从越剧入手创作一点他们熟悉的东西。

      领导慧眼

　　《梁祝》战胜《女民兵》

　　为国庆十周年献礼

　　羊城晚报：您提到在创作《梁祝》之前，还曾经同时提出了《女民兵》、《大炼钢铁》等另外两个题目。我们都知道上世纪50年代的政治气候，为什么当时居然否定了这些革命现实主义题材而作《梁祝》，没有遇到阻力吗？

　　何占豪：《梁祝》的总策划是当时我们系党总支书记刘品。他带我们一起下乡，看到农民不喜欢西洋乐曲，所以就首先提出小提琴要民族化，然后在我们学生中组织成立一个“小提琴民族化实验小组”。

　　羊城晚报：那您当时在学生当中是很突出的一个？

　　何占豪：我是从越剧团来进修的，本来想学点拉小提琴的技术，丰富越剧的表现力。小提琴伴奏是浙江越剧团最早用的，我们早就在用小提琴表现民族音乐，所以提起小提琴要民族化，刘品一眼就看中我了，我本来就有这基础嘛。但是学校里面有议论，说你们把小提琴当二胡拉，低俗化！他们认为音乐是艺术的皇冠，小提琴和钢琴是皇冠上的明珠，不容许我们低俗化。但我从他们的反对声中，体会到小提琴要民族化，但不能简单化，要充分发挥小提琴的性能，一步一步来。刚好碰到国庆十周年，领导说要献礼，说你们实验小组也要做点什么，敢不敢写个大的？既要为工农兵服务也要攀登国际高峰。我那时候年轻，就脱口而出：“行！”实际上心里害怕。

　　羊城晚报：领导决定写《梁祝》？

　　何占豪：那个时候，我已经作过一个短的四重奏《梁祝》了，今天把它称之为“小《梁祝》”，旋律啊什么的都跟后来的《梁祝》有很大不同。但是这个探索受到了来我们学校视察的当时的文化部副部长、党组书记钱俊锐的肯定。他觉得，用外国的乐器来演奏中国的戏曲，以前未曾听到，这是一条路子，希望学生们探索下去。音乐学院党委书记孟波传达给我，所以当我们小组讨论交上三个题目之后，他大笔一挥选了《梁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