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音乐的线性思维(二)

　　现在，该谈到复音音乐的最高形式—交响音乐的诞生与发展了。交响曲( Symphony)的名称源出于希腊语，原意是“一齐响”。规范化了的交响曲体裁，是由十七世纪未意大利歌剧序曲演变而成的。十八世纪中、后期，交响曲逐渐脱离歌剧而独立并陆续出现许多开拓性的作曲家，如施塔密茨父子等等。十八、十九世纪之交，维也纳古典乐派的作曲家们，象一个巨大的星座，灿然出现在欧洲音乐的天穹之上，海顿、莫扎特、贝多芬等人，在交响曲这一体裁中，淋漓尽致、完美充分地表达了他们宏伟瑰丽的乐思，使交响曲这一形式，成为人类艺术思维的杰作。

　　交响曲的产生、发展，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物质表现手段—管弦乐对的形成、发展，是与欧洲资本主义的产生、发展同步的。资本主义初期那种狂飙式的、横扫腐朽的封建专制制度的政治运动，不仅使欧洲统治者们的一顶顶王冠落地，而且进一步使“个体性自由的原则”充分发挥，在“自由、平等、博爱”的大旗下，为复音音乐的充分发展，为音乐思维的解放与高度成熟，提供了精神上的巨大运力。同时，大工业的建立、科学技术的飞速前进，一句话，解放了的生产力与新的生产方式，又为这空前的音乐思维的成果，提供了物质上再现的可能。正是在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前提下，才出现了现代的管弦乐队。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明白复音音乐在欧洲产生与发展的主要原因，那就是：(1)自然环境的开放性性格与“个体性自由原则”在精神上的确立。(2)天主教(基督教)所提出的美学要求。(3)与多声部的复音音乐相对应的多中心的政权体制、(4)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发展。其中最重要、最直接的因素，是宗教的影响与要求。那么，中国呢?

　　二、在中国传统音乐之上—线性思维的哲学背景与政治背景

　　中国的情况与欧洲很不一样。首先，中国自进入阶级社会，便从来没有过古希腊式的“民主政治”。从周代开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思想便正式提出，成为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始终不变的核心。从秦统一六国，建立起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制帝国之后，近两千年间，无论是内部的战乱还是外族的入侵，也无论是改朝换代，还是江山易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统一的政权，必竟是中国古代史上最主要的、有连续性的政权形式。这和欧洲因长期存在许多中、小国家而产生的观念绝不会一样。从面积上看，中国仅略小于欧洲，但从公元前 221年以来，中国便基本上是一个国家，这这不能说不是中国传统文化，包括传统音乐的重要背景。当然，这种政治上一贯的、长期的“主统一，反分裂”的倾向在多大程度上渗入了音乐领域，以至成为一种强有力的观念，最终限制了中国多声音乐的发展，还不好肯定地回答。但是，假如我们把中国这种“大一统”的国家体制和君主至上的思想结合起来看，便不难发现这种影响的实例。比如，中国儒家便把五声音阶中的每一个音名与政治人事联系起来，认为“宫为君，商为臣，角为民，徵为事，羽为物”，五音有尊卑，不能相叠相混，这种违反音乐本身规律的思想一直到宋代仍被某些正统儒家视为真理。宋代大儒朱熹认为“琴家最取《广陵散》操，以某观之，其声最不和平，有臣凌君之意” 3他之所以认为《广陵散》“有臣凌君之意”，除了乐曲本身“纷披灿烂，戈矛纵横”、“怫郁慷慨”的气势以及传说此曲的内容与聂政刺韩的故事有关而外，还在于此曲的定弦法是慢二弦，使宫弦与商弦同度 4，这便是朱熹所谓的“臣凌君”，在他看来，这是万万不可以的。似乎音乐上某两个音音程的升高大二度或降低大二度，便可以影响到政治，影响到至高无上的君权。在这样的背景下，使音在几个声部中重叠、穿插、交错，那简直便是有“叛逆”之嫌了。

　　中国，虽然没有欧洲天主教那样曾凌驾在王权之上的统一宗教，但中国的儒家、道家以及中国佛教，却也象欧洲的天主教对欧洲音乐一样，强烈地影响了中国音乐的进程。

　　先看儒家，因为自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思想始终是中国占统治地位的正统思想。首先，儒家提出“礼乐”的口号，把音乐与政治、伦理道德、氏族宗法制度的礼仪紧密地结合起来，使艺术服从于政治，等同于政治。孔子虽然本身便是音乐家，有着弹琴、唱歌、击筑、作曲等等多方面的音乐实践，但可惜的是，他眼中的音乐，却不是单纯的艺术，而是个人修身立世的根本，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要策。他说：“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移风易俗，莫善于乐” 5。他曾经诘问：“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 6那么，音乐不是“钟鼓”，应该是什么呢?孔子说：“歌乐者，仁之和也” 7。音乐的任务与功能，应该是教化人民、安定社会秩序的工具，是社会伦理道德的一部分。他还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 8他虽然认为音乐是完善人格的最高修养：“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9，但是，这修养的目的，却不是为了能够欣赏艺术，而只为了“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 10。因此，他虽然也曾赞叹关睢之乱是“洋洋乎盈耳哉”，但是更主要、更一贯的核心思想，却是主张音乐不要复杂，所谓“大乐必易，大礼必简。”他之所以喜欢《诗经》中的歌曲，也主要是因为“诗三百，一言以以蔽之，曰：思无邪。” 11他之所以欣赏〖关睢〗，恐怕也更多地是因为其内容的“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一般说来，他不喜欢气氛热烈的乐舞，因此认为中和之致的〖韶乐〗才是“尽美矣，又尽善也”;而认为“发扬蹈厉”的〖武〗尽美矣，未尽善也” 12。孔子的音乐思想，被他之后的儒者们发挥、阐释、继承，逐渐形成了一个体系。这个体系的思想，被详尽地阐述在荀子的《乐论》和据传系公孙尼子著，但极可能系汉代人编纂的《乐记》中。表面上看，儒家似乎非常重视音乐的作用，但是，他们却不让音乐沿着自身发展的道路向前迈进，而只是把音乐作为“礼”的附庸。儒家所提倡的“礼乐”，实际上是把“礼”与“乐”当成统治方法的两个侧面;用荀子的话说，便是“乐合同，礼别异，礼乐之统，管乎人心矣。” 13

　　那么，这种做为政治附庸的音乐，应该是什么样的呢?换句话说，儒家对音乐所提出的美学要求是什么呢?

　　荀子在《乐论》中答道：“乐中平，则民和而不流;乐肃庄，则民齐而不乱”。他特别强调了音乐要“中平”、“肃庄”。这种“中正和平”的音乐美学观在整个中国封建社会中成为最标准的音乐风格的准则。音乐要使人“血气和平”，要保持“中平”，又怎么能异音并作，异音同出呢?因此，受儒家影响极深的中国传统音乐，便不知不觉地丢掉了在孔子时还“洋洋乎盈耳哉”的艺术手法，沿着一条直线发展，不敢在多声上下功夫，只是四平八稳地追求“单纯”与“中正”去了。中国历代的统治阶级与士大夫们，除了极少数具有叛逆思想同时又真懂音乐的人以外，都把“中和之乐”，当成音乐所唯一应当追求的目标。

　　这里，有必要探讨一下在先秦诸子的著作中，尤其是在儒家的著作中，当谈到音乐时屡屡提到的“和”字究竟是什么意思、它与现代音乐中的“和声”的“和”字是否一个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