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上的琵琶乐器史(三)

　　早期的龟兹之国留下了大量的佛教浮雕视觉艺术。佛教大约在公元前五世纪出现在印度北方的恒河中游一带。成熟后向北部传播，印度孔雀王朝阿育王时期(公元前三世纪) 传入今天的阿富汗东部，巴基斯坦的北部地区。二、三个世纪以后又继续往北延伸， 到达了大夏境地内的北方，即现阿富汗的北部与俄罗斯的中亚地区。大致在公元一世纪上半叶在中亚兴起了强大的贵霜王国( Kushan) ，它的势力相当强盛，向东越过了帕米尔高原进入我国新疆西部地区。贵霜王朝推崇佛教，在它的境内佛教得到了极大地发展并很快地向着邻近地区蔓延， 特别是跨入了我国的新疆地区。

　　佛教传入我国境内除了上述所讲的阗国外，另一条的重要经路就是天山北麓的龟兹。首先是西端的要塞疏勒国， 即今天的喀什及其周边地区，进入龟兹后佛教得到了极度地发展，一时成了当时西域佛教的中心。接着佛教继续沿着塔里木盆地的北麓东渐， 传到了焉耆国和高昌的回鹘王国。高昌回鹘的中心地处今天的吐鲁番和鄯善一带。在佛教盛行之时那里建造了大量的寺院、石窟，其中留下了许多壁画、塑像、幡画、纸画及木版画等。但是到了十世纪以后伊斯兰教从西亚传入新疆的西部地区。由于在教义、信仰、文化形态等诸多方面的不同， 大概历时二、三百年之久伊斯兰教由西向东逐渐地取代了佛教在那些地区的存在，大量的佛教寺院遭到了历史性的破坏和宗教性的仇杀。尤其是伊斯兰教反对偶像崇拜几乎把那些地区所有的浮雕、佛像一扫而空。随着年代久远和自然的侵蚀，地面上的寺院已经荡然无存，大部分的石窟也遭到了相当程度的毁坏。

　　从这一地区的历史性石窟建设来看，龟兹地区的佛教石窟、壁画和塑像的等数量是首屈一指的。艺术上形成了独具一格的龟兹风味，她与高昌回鹘以及焉耆的洞窟与壁画相比不仅数量多， 历史也是最为久远的。龟兹的壁画初建于三世纪末及四世纪初，完成于八世纪。这一地区的壁画主要集中在现库车、拜城及新和等一带。公元四世纪龟兹地区的佛教十分盛行，当时的僧徒有一万多人，仅都城的佛寺佛塔就有一千多座。它们装饰豪华、规模宏大(参宿白1989 ：3) 。

　　从龟兹地区的整个石窟来看，现库车境内有库木吐喇、森木赛姆、克孜尔尕哈、玛札巴哈和苏巴什;在拜城县境内有克孜尔、台台尔和温巴什; 在新和县内有托克拉克埃肯。龟兹现存的石窟寺，如前所说最早的建于三世纪末或四世纪初，以后陆续建造，最晚的约建造于九世纪和十世纪， 其中五、六世纪为洞窟建造的峰期，正值中国南北朝。石窟建造的时间各不相同，其中拜城县以东的克孜尔石窟最早建立， 而库木吐喇为最晚，其它石窟建造的时间介于这两窟之间。

　　在龟兹地区的石窟中，五弦棒状直颈琵琶最早出现的记录在拜城县东7 公里的克孜尔石窟。这座位于拜城县境内渭干河河谷北岸的克孜尔千佛洞，是中国的敦煌、龙门、麦秸山四大佛教石窟之一。编号有236 个洞窟，其中135 个较为完好，存有壁画的共有80 个洞窟。至今仍然保存着一万多平方米的壁画，壁画内容主要是佛教、因缘、本生故事及其他的一些佛界形象，其中尤以印度传来的佛教故事最为丰富。

　　出现在克孜尔第八窟主室前壁的“伎乐飞天”是一幅残损的佛教说法图，此图有二人，一人手托花盘，作散花状; 另一人怀抱琵琶，作演奏状。该画中的演奏者横抱着捧状直项琵琶，琵琶上的轸子鲜然地标示出上三下二， 五弦直项清晰可见(见右图) (见图4 ，转宿白1989 ：13) 。因此很明显在早期克孜尔石窟建立之时(三世纪下至五世纪左右) 五弦琵琶已经随着印度佛教一同进入了这一地区是一个有力的证据。在克孜尔千佛洞的第三十八窟的顶部记载着佛教的商主本生和菱格因缘的故事，该画虽然已有明显的剥落部分，画面受到一定的损害，但左边横抱着直项琵琶的五个轸子(三上二下) 却依稀可见，她与图右的横吹遥相对应、眉目传情十分生动。(见图5 ，转同上：27) 。由此可见五弦琵琶在中国的两晋时期随佛教已经传入我国新疆西部地区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同时我们也可以从上述的二幅三世纪末至四世纪成立的乐伎图中足以知晓当时五弦琵琶在这一地区流行的盛况。五弦琵琶到了南北朝，特别是北齐已经逐渐进入中原地区。河南安阳北齐墓出土的黄釉瓷扁壶乐舞图(见图6 ，刘东升等1988 ：42) ，是一幅由五人构成的乐舞图，五人都穿着窄袖胡衫，腰间系宽带，头戴胡冒，深目高鼻鲜然为一幅当时的西域来朝的乐人图。左边的琵琶乐人斜抱下垂， 直项五弦琵琶鲜明可见。乐舞中除琵琶外，胡乐器横吹、击钹以及中间形象、动感的胡腾舞展示出西域乐人已深受中原地区的欢迎，并在中原得到迅速地发展。如《旧唐书》音乐志所说：“琵琶，五弦，及歌舞伎，自文襄以来皆新爱好。自河清以后传习尤盛， ……”《通典》中也记载道：“有曹婆罗门，受龟兹琵琶于商人，代传其业，至于孙妙达，尤为北齐文宣所重，云云”。

图四,克孜尔佛洞第八窟,伎乐飞天

图五,克孜乐佛洞第三十八窟,乐伎特写

图六,河南安阳北齐墓出土,乐舞图

　　这里反映出北齐以后龟兹乐，其中当然包括龟兹的五弦琵琶已经流行于中原地区。而到了隋唐时期五弦琵琶达到了一盛期，隋初的七部伎、大业中的九部伎都使用五弦琵琶，充分显示出胡乐已经深深地渗透到了中原。唐初成立的十部伎(燕乐、清商乐、西凉乐、天竺乐、高丽乐、龟兹乐、安国乐、疏勒乐、康国乐、高昌乐) 中除西凉伎和康国伎外，其他八部乐都使用了五弦琵琶，从中我们不仅能看到胡乐在大唐宫廷中的巨大影响，同时也看到十部伎中第一部汉族的燕乐伎及东亚朝鲜的高丽伎都融入了胡器五弦琵琶，也就是说进入盛唐之际胡俗乐已经由隋末唐初的雅、俗、胡乐三乐鼎立走向融合的历史迹象，也是中国历史上多民族的融合，政治上大一统的峰期。

　　五弦琵琶从两晋及南北朝时期开始传入我国西域地区，后逐步东渐，至隋唐时期达到了极盛。像曹妙达、曹僧奴、曹婆罗门及苏祗婆等都是龟兹的来朝乐人、琵琶名手。他们为隋唐汉族宫廷带来了丰富的外来乐器， 其中由龟兹乐人苏祗婆带来的五旦七调充分运用于琵琶并在唐朝广为流传。这种来自印度的五旦七调与后来中国宫廷中的唐燕乐二十八调及雅乐八十四调都有着十分密切的相互关系，对隋唐时期的音乐发展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

　　以上通过文献和考古资料已充分证实了五弦琵琶乐与三世纪下半通过天山北麓的龟兹等地传入我国的路径及其历史时期。如前所说五弦琵琶主要是从印度通过佛教的文化形式传入我国的。那么这种棒状直颈的五弦琵琶是否真正在印度出现，并且通过印度传入我国的呢?对此让我们的视线再投向她的源头——印度，考察其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