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上的琵琶乐器史(一)

　　(文章来源：中国音乐学  作者：赵维平）琵琶，这件起端于丝绸之路上古老的乐器至少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在我国最早出现的是秦汉时期的弦鼗，后演化成秦琵琶也称秦汉字——阮咸。接着张骞和班超的两次西征打开了一条丝绸之路。汉魏以来由波斯、印度通过佛教传来了四弦曲项琵琶和五弦直项琵琶，就这样琵琶在我国延绵发展， 逐渐取得了独立的地位，并对中国音乐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力。这里如果我们将琵琶放置在以西亚为起端，经中国大陆，至日本奈良的正仓院为终点的丝绸之路上来看的话，琵琶的发展还在延续、展开。至少在《隋书》音乐志的高丽乐的条目中就已经明确地记载着“琵琶和五弦”等乐器; 之后琵琶又经日本遣唐使之手将其带到了日本; 唐以后琵琶又传入越南等地。这样琵琶这件极富生命力的乐器又在东亚诸国的不同地区展演、开花，并在各个历史时期展示出绚丽多彩的文化样式。但遣憾的是，就是这件古老而又深为人们所爱的乐器在我国却没有得到充分的研究，至少对于琵琶的起源、以及它们来龙去脉等本原问题还没有清晰的认识。我国目前最具权威的音乐辞书——《中国大百科全书》音乐舞蹈卷中对琵琶作了如下的描述：

　　半梨形音箱的琵琶，曲颈，颈上有四个相(柱) ……约在350 年前后由印度传入中国的北方。……因其头部向后弯曲，以区别于当时的直柄圆形的汉琵琶， 故名曲项琵琶;因其经过龟兹传来，又称龟兹琵琶。其他如五弦琵琶、六弦琵琶、忽雷(二弦琵琶) 、火不思等都属于这一系统。到宋代以后，曲颈琵琶迳称琵琶，而直柄圆形的琵琶，则称阮咸(转曹安和1989 ：511) 。

　　上述这段对琵琶历史的简短陈述中至少存在着以下几处谬误：

　　1. 曲颈四弦琵琶并不是从印度传来的，而是由波斯传入的。传入中国的年代应在汉魏时期，应早于四世纪中叶。

　　2. 曲项琵琶最初传入我国主要逗留于天山南麓的于阗，而不是龟兹，历史上的龟兹琵琶或胡琵琶更多的应指五弦直项琵琶而不是四弦曲项琵琶。

　　3. 四弦琵琶与五弦琵琶等在形制、传播路径和文化现象上都不尽相同，如果琵琶的演奏方法上还勉强可把它们看作一个系统的话，但把火不思也归位同类就有点离谱了。因为火不思是由元代阿拉伯地区传入的乐器，与古代丝绸之路上的乐器相距遥远，两者就其年代和文化内涵都不尽相同，构成一个系统实为牵强。

　　4. 在中国的史籍中“琵琶”指曲项四弦琵琶;“五弦”指五弦直项琵琶，这一区分至少在《隋书》音乐志中就已经有明确的记载，它们并不是在三、四百年后的宋朝之后才被命名的。

　　80 年代的中叶我国出版了一本关于琵琶乐器史的专著——《中国琵琶史稿》(韩淑德等1985) ，该书对曲项琵琶的历史渊源的考证过于简单，缺乏应有的文献及考古学方面的资料，有关曲项琵琶和龟兹琵琶的关系问题与上述《中国大百科全书》的琵琶条目持同样的错误论点。对于五弦琵琶的叙述不仅用了一千多字，作为琵琶史的专著缺乏翔实的研究。琵琶这件作为对我国艺术发展产生过巨大冲击力的乐器迄今为止没有得到充分的研究， 予以足够的认识。对此，笔者想就中国历史上的三类琵琶乐器： 四弦曲项琵琶、五弦直项琵琶和阮咸，作一番研究、考察。希望本文能起到抛砖引玉，引起诸多学者对琵琶类乐器研究的重视作用。

　　被称作丝绸之路的终点，日本奈良的正仓院里珍藏着1200 前由中国的唐代传入日本保存完好的三种不同的琵琶。它们是： 螺钿紫檀五弦琵琶(一面) 、螺钿紫檀阮咸(一面) 、四弦曲项琵琶(二面) 。上述琵琶应该是在玄宗朝的盛唐或在此之前所传入日本的乐器。

　　琵琶和阮咸这几类琵琶乐器在中国的隋唐时期曾在宫廷俗乐中占具了重要的地位，同时在民间也广为流行。特别到了唐朝其盛行之广可从许多唐代文学作品和史籍中得以应证。我们知道在上述三类的琵琶中除阮咸为中国固有的乐器外，四弦曲项琵琶及五弦直弦琵琶均为外来乐器，它们在中国逐渐成熟之后又传到了东亚诸国。正仓院作为丝绸之路的终点，留下了由西域传到中国又东渐日本的活见证。现在让我们来看看这些琵琶究竟是怎样传入中国的呢? 笔者想通过历史文献及一些考古史料来考察琵琶的发展历史。

　　如果我们打开中国的史籍就会发现我们都能找到上述三种琵琶的纪录。尤其是琵琶乐成熟的隋唐时期。中唐杜佑的《通典》卷144、乐四，琵琶的条目中可以列出以下几例：

　　A ： 今清乐奏琵琶，俗谓之’秦汉子’，圆体修颈而小，疑是弦鼗之遗制。傅玄云：“体圆柄直，柱有十二。”其他皆充上锐下。

　　B ： 曲项，形制稍大，本出胡中，俗传是汉制，兼似两制者，谓之“秦汉”，盖谓通用秦、汉之法。

　　C ：五弦琵琶，稍小，盖北国所出。D ： 阮咸，亦秦琵琶也，而颈长过于今制，列十有三柱。……晋竹林七贤图阮咸所弹与此类同， 因为谓之阮咸。

　　这里A 条中的“清乐奏琵琶”为笔误，应为“秦琵琶”，即当时俗称为秦汉子之器。D 条，阮咸也称秦琵琶。因此， A 和D 实际上可以认为是同一件乐器，即称作阮咸或秦琵琶。此外B条目的曲项琵琶和C 条中的五弦琵琶便是传到日本正仓院的三件琵琶的具体记录。下面让我们来看看它们的历史。

　　四弦琵琶

　　在正仓院里的两件四弦琵琶均为曲项琵琶，或称曲颈琵琶。由于它们与阮咸和五弦琵琶的直项形制不同，颈部的上端呈90 度直角因而被称作曲颈琵琶。在中国的史籍中五弦琵琶往往被略记为五弦，而四弦曲项琵琶一般直称为琵琶。如果说在中国的历史上有着土生土长的“汉琵琶”或叫着秦汉子、秦琵琶的话，那么四弦曲项琵琶并不是源自中国。《通典》云：

　　“曲项，形制稍大，本出胡中，俗传是汉制。”

　　对此《释名》释乐器中载：“枇杷本出于胡中。”如果我们把历史再朝前推陈移，六朝的《宋书》卷十九·乐一中引用了西晋的文人傅玄的《琵琶赋》曰：

　　“汉遣乌孙公主嫁昆弥，念其行道思慕，故使工人裁筝、筑，为马上之乐。欲从方俗语，故名曰琵琶，取其易传于外国也。”

　　很明显四弦琵琶并不是源于我国的中原之器，而是在汉代前后传入中原的西域乐器。对此，《隋书》乐一中亦道：“今曲项琵琶、竖头箜篌之徒，并出自西域，非华夏旧器也。”那么中国的四弦曲项琵琶到底是来自何方呢?

　　汉朝的武将张骞两次出使西域(BC. 139～126、BC. 119) ，逐渐打开了一条通往中国的丝绸之路，使西域诸国的多元文化得以进入中原，它对我国南北朝至隋唐的文化产生不可估量的作用。隋初的七部伎、大业中的九部伎及唐初的十部伎、胡乐舞的大量流入、百戏、歌舞的盛行直至唐教坊的成立等， 这些都与西域文化的渗透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这一时期西域文化的形成主要来自印度的佛教与现伊朗·波斯文化的两股势力。从三世纪下半～八世纪，以天山北道的龟兹古都(现新疆库车地区) 为中心的佛教文化。在当地的一些壁画中从三世纪下半叶～六世纪出现了最初犍陀罗艺术的特征，接着六世纪后又在犍陀罗艺术基础上形成了波斯艺术特色。语言上出现了近似梵语的吐火罗乙型语种(主要流行于龟兹、焉耆一带) 。另外这一地区固有的土著文化构成了西域地区最为丰富且独具个性的艺术文化。在这些早期的壁画艺术中可以发现类似中国阮咸的直颈琵琶，到三世纪末四世纪初起开始出现一些近似于棒状的五弦直颈琵琶的画像和浮雕。这些作品是受当时印度、吐火罗文化圈影响的重要特征。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时期西域地区的第二个文化中心便是天山南道的于阗(今新疆的和田地区) ，她的艺术特征与天山北麓的龟兹乐不同，在和田地区出土的陶器中可以发现有一些四弦的曲项梨形琵琶。(见下图一、二，转岸边成雄1968 ：128～129 图2 - 3)

图一,古代于阗的梨形琵琶 图二,古代于阗的梨形琵琶

　　这是一群曲由三至七世纪所形成的西域地区最早的文化发展期。在斯忒恩的著作《古代的于阗》一书中把这一地区的文化推定在公元三世纪或此前(转岸边成雄1968 ：123) 。从这些出土的明器中较难说清其弦数的多少，但是该乐器为梨形、横抱着用拨子来演奏、在共鸣箱的下端有一块打着结的小板，像似现代琵琶上的缚弦。可以发现这些特征与中国的四弦曲项琵琶相一致的。但是，这种曲项琵琶实际上在天山南麓的龟兹古国也曾少量出现①。据此可以推定在当时的西域地区， 即天山南北两地曾出现过较为分明的两种不同的文化现象。也就是说龟兹古都以五弦直项为主; 而天山南麓的于阗地区则以四弦曲项为中心的不同文化形态。当然曲项琵琶也曾出现在天山北道的龟兹而形成交叉现象，但这一时期就总体而言，原则上是两种不同的文化现象。但是据中国的曲项琵琶如《通典》中记载：“曲项，本出胡中，俗传是汉制。”就是说四弦曲项琵琶在汉代就已经出现了， 这样其时间要比上述的于阗和龟兹美术至少早三～四百年。那么这一段时间上的差距又该如何解释呢?也就是说三、四百年前的文化怎么会受到后来文化影响的呢?关于这一点，如果我们的目光仅仅停留在我国新疆地区、河西走廊以及进入中原的外来文化的话， 是无法阐明它们之间的关系的，必须将视线投向丝绸之路的前端，即传入我国新疆地区之前的西亚。诚如本文开头所述，西域文化与早期的印度佛教和波斯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它们的原型以及传入我国新疆地区的方式是揭开琵琶渊源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