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古代音乐传入中原的文化考察(一)

　　（作者：凌瑞兰）古代中国东北各民族以争生存而举族战斗、迁徙，写就了一部悲壮的东北历史。从远古时代至建州女真努尔哈赤建立“后金”政权的这一漫长岁月中，史料向我们表明：靠近汉文化区的东北各民族，以农耕型文化逐渐西移融入于汉族之中，而远离汉文化区的北方各民族，在生产方式上也逐渐从渔猎型文化渐次向畜牧型文化和农耕型文化过渡，这种交融和演变促使东北地区向着文明社会迈进。

　　跨地域的音乐文化交流是多样式的。日本音乐家岸边成雄在《伊斯兰音乐》一书中将现代欧洲音乐、印度音乐、阿拉伯音乐的传播方式大致分为“凭借着产业资本力量作为商品输送”、“凭借宗教力量以和平方式传播”、“凭借着精神力量和武力”这三种样式。综观东北和中原地区的音乐交流，以“凭借着精神力量和武力”的因素较多。以往学者们较多关注中原音乐文化所带给东北地区的文化繁荣，而忽略了东北音乐文化对中原音乐文化的影响。但从史料记载上看，从夏朝始至清朝，东北音乐文化却以多种方式传入中原，其中“鲜卑乐”、“高丽乐”、“女真乐”在历史上较有影响。

　　民族融和之乐：鲜卑乐——鼓吹乐

　　“北狄乐”和“北歌”是见著史料较早的对东北鲜卑族音乐的称谓。《旧唐书》卷29“音乐志”载：“北狄乐，其可知者，鲜卑、吐谷浑、部落稽三国，皆马上乐也。鼓吹本军旅之音，马上奏之，故自汉以来，北狄乐总归鼓吹署。后魏(按：指北魏)乐府始有北歌，即魏史所谓真人代歌是也。代都时命掖庭宫女晨夕歌之。周、魏世与西凉乐杂奏。今存者五十三章，其名可解者六章：《慕容可汗》、《吐谷浑》、《部落稽》、《矩鹿公主》、《白净皇太子》、《企喻》是也。其不可解者，多可汗之词。北虏之俗呼主为可汗。吐谷浑以慕容别种，知此歌是燕魏之际鲜卑歌也。”另在“梁鼓角横吹曲”中，“北歌”用于鼓吹。上述记载表明，在古代称各少数民族为北狄、南蛮、东夷、西戎时，东北鲜卑族音乐称“北狄乐”，而在以鲜卑族为主体建立的北朝时被称为“北歌”它们都成为鼓吹乐中的一部分，其流向都是从西部传入中原的。

　　从文化角度观照，东北鲜卑音乐传入中原是鲜卑族自身分化和鲜卑族与汉族融和的结果，正如《中国文化史导论》(钱穆著)所说，中国民族与其他民族的融和，可分为四个时期。“……第二期自秦汉迄於南北朝。在此期内，尤其在秦汉之后中国民族的大流里，又融会许多新流，如匈奴鲜卑氐羌等诸族，而进一步融成一个更新更大的中国民族，这便是隋唐时代的中国人了。”据学者研究，东北地区的鲜卑族分两部，一部是东部鲜卑，另一部是拓拔鲜卑。东部鲜卑于西汉期间，从吉林西北迁徙到汉长城以北，当东汉打败匈奴后匈奴逃遁，东部鲜卑便迁徙到匈奴故地与当地的匈奴人融和，当时“匈奴余种留者尚有十余万落，指自号鲜卑，鲜卑由此渐盛。”(《后汉书》卷120“鲜卑传”)此时鲜卑已遍布大半个北中国，这个处于原始社会后期的民族，由于单一畜牧经济形成生产力低下和生活资料缺乏，他们经常向汉族地区发起掠夺战争。此时，东部鲜卑中慕容鲜卑首领慕容于东晋期间迁于“徒河(今辽宁省锦州市)之青山”，因内部势力分化，慕容与其兄吐谷浑发生矛盾，吐谷浑遂率所部一千七百家“西附阴山，后假道陇上”，史称吐谷浑部。慕容鲜卑的民族分化，将鲜卑民族音乐从东北带到西北，故在《旧唐书》中记载有《慕容可汗》、《吐谷浑》等音乐。

　　鲜卑族系的另一部分拓拔鲜卑，从大兴安岭历尽艰难迁徙到定襄之盛乐(今内蒙古和林格尔)，经过同曹魏接近吸收汉封建文化，进而发展了生产力，于公元386年建立魏国，定都平城(今山西大同)，拓拔硅称代王，史称北魏。从《旧唐书》记载“魏(按：指北魏)乐府始有北歌，即魏史所谓真人代歌是也。代都时命掖庭宫女晨夕歌之。”可以看到，拓拔鲜卑将鲜卑民族音乐“北歌”带到了中原。

　　鼓吹乐的起源与我国西北民族生活有关。(见《中国音乐词典》“鼓吹乐”词条)从“汉班壹朔野而有之矣”的记载中看，显然鲜卑乐是汉以后魏晋时期被鼓吹乐所吸收。鲜卑民族是一个秦汉之际才逐渐兴起的民族，他带着明显的原始文化特征——落后、野蛮，无所顾忌地向西挺进。当中国的北方匈奴较为强大，以顽固的畜牧文化观与农耕文化的秦汉分庭抗礼时，使西汉统治者感到成为中国北方的威胁。为此，西汉统治者本着中国固有的观念：民族融和即是国家凝聚。便多次举兵大战匈奴，终于将匈奴打败。然而，鲜卑族系进入匈奴故地时却与之相反，采取有目的的吸收中原封建文化措施，以地域为条件，改变经济形态、改进社会体制、增强军队功能、健全礼乐教育，全面向汉族融和，也将鲜卑乐直正融入中原音乐。其具体表现，在魏晋南北朝期间，鲜卑族系分别建立前燕、后燕、南燕、北魏、西魏、东魏、北周，史称北朝。他们分别建都于邺(河北临漳)、中山(河北定县)、广固(山东益都)、平域(山西大同)、长安(陕西西安)。这些国家的共同特点是出现了私有财产和阶级分化;首领的世袭逐渐由“兄终弟及”转为“父死子继”;军队逐渐成为暴力统治的工具;建立封建统治的典章、制度;逐渐完善维护私有制的法律制度。对于战争中的俘虏不再任意杀掉或役使为奴，继而是给予“耕牛，计口受田”(《魏书》卷110“食货制”)，使其成为占有小块土地的自耕农。对于本部落的成员也开始打破氏族部落结构，改变他们的游牧生产方式，“离散诸部，分土定居，不听迁徙;其君长大人，皆同编户”(《北史》卷80，“贺讷”)。国家对他们“劝课农桑，量较收入”。此外还变鲜卑俗为华风：禁止鲜卑人胡服;禁止在朝廷上说鲜卑语，说汉正音;令鲜卑人自称洛阳人，死后葬邙山;令鲜卑人改类似汉人姓。这样，鲜卑民族逐渐与汉族融和，成为在封建统治下被固着在土地上的农民。标志着从氏族社会末期跨越奴隶制而进入了封建社会的发展阶段。

　　在礼乐教育方面的进步，从鲜卑乐在鼓吹乐中的记载中可以看出，鲜卑族已形成“个人崇拜”的观念，并学会用汉文创造歌词颂唱首领，其“慕容可汗”、“吐谷浑”便是典例。这些乐曲在北魏乐府中的记载，表明北魏的礼乐已广为应用鼓吹乐了。由于在礼乐教育方面和汉文化同步，以及鲜卑乐的特殊风格，在经常与“西凉乐杂奏”的同时，又与其他西域音乐一起成为鼓吹乐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历代相传。故在《旧唐书》中还记载：“开元初，以问歌工长孙元忠，(按：指北歌)云自高祖以来代传其业。元忠之祖受业于侯将军，名贵昌并州人也，亦世习北歌。”据此可以看到，鲜卑乐流传时间久远并有专人世代习唱。

　　荟萃隋唐东西方文化精华之乐：高句丽乐舞——高丽伎

　　中世纪，当欧洲在封建领主和罗马教会的统治下度过黑暗时，在东方唐朝的极盛与萨拉森的繁荣并列于世。长安与巴格达作为世界上的两大都城闪烁着灿烂的光辉。从6世纪到9世纪的唐代音乐，继隋代“七部乐”“九部乐”之后，又发展了“九部乐”和产生了“十部乐”，并按照表演方式分成“坐部伎”和“立部伎”。在隋唐音乐中，“高丽乐”和诱人的“龟兹乐”等都一起成为钦定的“国伎”和“宫乐”之一。

　　高丽民族原称高句丽，在两汉期间是偏居于今鸭绿江流域的小民族，魏晋以来中原战乱，高句丽趁机发展壮大。公元560年北齐封高丽王世子汤为“使持节领东夷校尉辽东郡公，高丽王”，始去掉“句”字称高丽。至隋唐日趋强盛。历代中原王朝的统治者为维护疆土完整、巩固国家统一，对高丽或施以恩信招抚，或假之兵戈征伐，力图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高丽的统治者慑于中原王朝的强大势力，常以称臣纳贡依附归顺，换取中原王朝的信赖支持。其结果，高丽政权的社会奴隶制与封建制的生产关系长期共存并行发展，迟迟未能最终摆脱奴隶制而跨入封建制社会。这样，虽然中原统治者阶段性地摧毁高丽的军事力量和经济生产，但在隋唐封建文化发展全盛时期，高丽较多地接受中原文化，形成“种田，养蚕，略同中国”(《旧唐书》“高丽传”)的经济形态。在文化形态上，高丽政权通过向中原贡献方物领取赏赐、民间市易、派遣生徒僧侣，识习中原典章制度掌握汉人文化。如：借用汉字记事;吸收中原儒家哲学思想，把五经、三史等古籍奉为修身治国的经典教义;借用中原久以流传的神话故事中的某些情节，演绎成建国的神话;效法中原修建祖庙、四时奉祀，把高丽王权神化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