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每一个音符献给祖国——马思聪归来(二)

　　《祖国》、《春天》和《欢喜》

　　1939年10月，马思聪经过长途跋涉，一家三口来到重庆。在这里，马思聪结识了在他以后的人生道路上非常重要的朋友李凌。两人是广东老乡，又都是音乐文化人，彼此亲密无间。李凌从延安来，肩负周恩来交付的任务：要做音乐界上层的统战工作，许多音乐家是主张抗日的，要关心团结他们，人越多越好，要有一些知名的音乐家来关心支持音乐事业才好。李凌开始频繁接触马思聪，关注马思聪的思想和情绪，从音乐艺术直至谈到民族命运。

　　1940年5月，在重庆嘉陵宾馆的晚宴上，马思聪见到周恩来。这是他们的第一次相见。“周恩来大步流星地走到马思聪面前，紧紧握住了他的手。”

　　1945年，马思聪和徐迟同在重庆。8月，毛泽东为国共谈判事飞抵此地。9月16日，乔木告诉徐迟：“今天下午3点钟，你和马思聪两人，一起到红岩村去，到时候会有车子来接你的。”毛泽东和周恩来这次对文艺界的接见，谈话主要在毛泽东和马思聪之间进行。马思聪向毛泽东提出普及与提高的问题。毛泽东回应说：既要有普及工作者，也要有写提高作品的作者，鲁迅先生是一个写提高作品的作者，但如果大家都来当鲁迅先生，那也就不好办了。后来徐迟解释，毛泽东希望马思聪这样的大音乐家写一些提高作品，但同时也做一些普及工作。

　　1946年11月，马思聪到上海，与乔冠华、龚澎会面，出席由周恩来主持的上海各界人士座谈会。1947年，马思聪任香港中华音乐学院院长，完成《祖国大合唱》。马思聪使用陕北眉户的民歌曲调，铺就开篇的歌曲，象征着光明从延安来。

　　1948年夏天，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来到马思聪的住所，用流利的普通话“顺道”拜访马思聪先生。大使直言不讳地说：中国要落在共产党之手了，共产党只要扭秧歌、打腰鼓，不要贝多芬、莫扎特；美国政府盛情邀请马思聪先生到美国大学任教；五线谱是世界语言，希望能在美国听到马先生的琴声。马思聪当场谢绝。

　　数日后，一位西装革履的美国人来到马家，递上名片，他的名字是“Newton”(纽顿)。纽顿说，他受司徒雷登大使的委托，已为马思聪先生联系好了在美国工作的大学，聘请他当音乐教授，此次来访是请马思聪定下时间，以便他去预订马思聪和全家人飞往美国的机票。纽顿的结局和司徒雷登一样，在被马思聪坚决拒绝后悻悻离去。

　　当年，马思聪完成《春天大合唱》。

　　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4月，在香港地下党的精心安排下，马思聪和一百多位知名爱国人士，从香港经烟台抵达北平。7月，马思聪被选为全国音协副主席。9月，作为全国文联代表，马思聪出席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10月1日，出席天安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大典。马思聪谱就《欢喜组曲》。

　　不久，周恩来约见马思聪，问道：如何在一片废墟上发展新中国的音乐事业？马思聪提出“人才第一”的观点，培养新中国的音乐人才，首先要办学校。周恩来应声说道：正在考虑建立中国最高音乐学府中央音乐学院，拟请马思聪先生出任院长。12月18日，马思聪随周恩来出访苏联归来，即被政务院任命为中央音乐学院院长，时年37岁。

　　新中国成立后，马思聪是中南海常客。国家领导人宴请国宾，常请马思聪即席演奏。一次，周恩来把时任外交部长的陈毅拉到马思聪身边，打趣道：陈老总，我们三个人都是法国留学生，人家马思聪就学到了东西，而我们俩就没学到。意气风发的年代，意气风发的马思聪，为中央音乐学院校报题词：诚心诚意做一条孺子的好牛。

　　当《思乡曲》改成《东方红》

　　1950年，郭沫若作词、马思聪作曲的儿童歌曲传唱全国，经团中央确定为《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团结起来继承我们的父兄，不怕艰难不怕担子重，为了新中国的建设而奋斗，学习伟大的领袖毛泽东”，20世纪五六十年代，亿万中国少年儿童唱着这首歌长大。

　　1952年，马思聪“隔墙听音”，录取15岁的林耀基进入中央音乐学院少年班学习。两年后，录取13岁的盛中国进校，并亲自点派两人赴苏联深造。1955年，马思聪赴波兰，担任第五届国际肖邦钢琴比赛评委。中国派出的选手傅聪同行。十多天相处，马思聪给予傅聪“改进意见”。国际比赛众星璀璨，傅聪脱颖而出，夺得最高的“马茹卡舞曲奖”。1958年，马思聪任柴可夫斯基钢琴和小提琴国际比赛评委，携弟子刘诗昆到莫斯科。赛前，马思聪对刘诗昆说：手指触键要更短促、更有力，“锤子击钟后不立刻离开就把音捂死了，音会发闷”。在比赛中，刘诗昆获得第二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