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民大会堂的小礼堂里,周总理认真审看了演出。当有关人士将杨乃珍介绍给总理时,周总理说:不用介绍,这是我的江苏老乡。原来,总理在上海看过几次评弹演出,已经记住了这位年轻的苏州评弹演员。周总理说:“《思凡》到日本演出不太合适。在上海不是有人唱过评弹《新木兰辞》吗?你就唱这个。日本人看不起妇女,在中国妇女能顶半边天。还有主席的词《蝶恋花》也很好……”至于辫子的事,周总理一锤定音:梳辫子很好啊,标准的东方姑娘打扮。
梳着长辫、穿着粉色旗袍,杨乃珍怀抱琵琶,登上了日本舞台。这是我国评弹艺术第一次在国外亮相。随着琵琶声响,杨乃珍一句“我失骄杨君失柳”,一出口即声惊四座。端庄娴雅的台风,清晰甜润的说表,委婉悠扬的韵味,征服了日本观众。在东京、大阪、名古屋等11个城市,杨乃珍每次唱完都要谢幕好几次才行。日本新闻界也大量报道“杨乃珍是标准的东方姑娘。”,整个演出取得了空前成功。接着,艺术团赴香港访问演出,杨乃珍又以一曲《苏州好风光》唱醉了香港听众。很多人专门到后台送花送食品给她,指名道姓要找“杨乃珍小姐”。以后,杨乃珍把这首《苏州好风光》从家乡一直唱到澳大利亚、瑞典、新加坡等国家,把祖国的优秀曲艺艺术传播到世界大舞台。
“文革”十年,她最爱唱弹词《咏梅》
“文革”开始,杨乃珍从备受欢迎的红演员突然变成了“黑七类”。她记得自己被定的罪名是“修正主义苗子”、“走资派宠儿”、“资产阶级标本”。那时,老百姓爱听的评弹变成了“靡靡之音”,江青点名不让唱。这对已深深爱上评弹艺术的杨乃珍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她被关进了牛棚,连蚊帐上都贴满了大字报。
那时,杨乃珍的任务就是生炉子、打扫厕所。初冬,她到红庙老虎灶去打开水,遇上著名画家亚明。亚明关切地问:挨斗了吧。记住要坚持,什么难都能过去,不能瞎想啊。
仿佛黑暗中看到了曙光,亚明的话给了她不少勇气。于是,她坚持练功。既然传统曲目不能唱,她就专唱《咏梅》。“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她的内心在期盼春天的到来。那些红卫兵听到她唱毛主席的词,也拿她没办法。
“文革”之前,杨乃珍经常为领导演出,因而有机会接触到叶剑英。叶剑英对这个小演员也是关怀备至,有时候还从北京为她带来润喉片。“文革”中,北京的造反派专程来南京找到杨乃珍,要她揭露叶帅的“反动言论”。并威胁说,如果她不揭发,就用竹子抽腿。但杨乃珍明确回答:我没听到过什么反动言论。叶帅鼓励我要好好学习,他送了我一本《唐诗三百首》,这本书现在已被抄走了。
“那是一个黑白颠倒、无中生有的年代,随便一个理由都可以给别人罗织罪名。那也是考验一个人是不是厚道的年代。”杨乃珍感慨说。
“文革”之后,艺术青春的再度迸发
“文革”结束,杨乃珍把一腔热情重又投入到她痴迷的评弹中。
一次,她到梅园新村纪念馆参观,看到周总理那么多光辉事迹,那么呕心沥血地为国家为人民,想到总理对文艺事业的关心,对自己一个普通演员的关心,油然而生一股创作冲动。她把自己的想法与郁小庭说了,郁小庭很快作词并谱曲新开篇《小小雨花石》。唱词采用第一人称的手法,赞美了雨花石的纯净、美丽和坚贞,表达了主人公为振兴中华甘当铺路石的心情。1982年全国曲艺会演在苏州举行,杨乃珍以此曲目参演。“敬爱的周总理,请你听我唱,”杨乃珍的演唱发自肺腑,情真意切。此时,她唱的“俞调”也有了创新,演唱高低声转折变换处浑然无迹,听不出真假音的界限,唱腔三回九转,委婉动听,韵味浓厚。毫无争议地,《小小雨花石》荣获作词、编曲和演出一等奖。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中央电视台分别播放了演出录音和录像。同年,上海唱片厂灌制成唱片在全国发行,这部作品顿时风靡全国。
杨乃珍迸发出了新的艺术活力。1986年文化部举办全国曲艺大赛,杨乃珍演唱的《故乡行》得到荣誉奖;1995年《我的家乡在苏州》摘取中国曲艺最高奖牡丹奖;1997年,就在杨乃珍60岁的时候,一曲《秦淮月》又获得了文化部第七届文华表演奖。
其布厄,是傈僳族弹拨弦鸣乐器。傈僳语“其”是弦子,“布厄”为傈果,意即圆筒形的弦子。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