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振粤乐——访开平籍高胡演奏家余其伟(二)

　　余其伟：无论广东音乐，江南丝竹，还是西安古乐、河南梆子，作为中国民族音乐，每一个乐种都独具个性，有着它不可替代之处。广东音乐于本世纪初发育成为一个无论美学层次上，还是音乐形态层次上都充分独立的一个乐种。其特点如“小家碧玉”，清秀姣丽，轻快活泼，代表名曲有《平湖秋月》、《雨打芭蕉》、《饿马摇铃》、《鸟投林》等。

　　如今，广东音乐面临着双重危机，一是在技巧与音乐使命感上远远落后于北京与上海——1989年和1995年两次国际性民族器乐独奏比赛，广东选手几乎全军覆没；二是在音乐的发展方向上，因一味向位于文化中心的北方看齐，而丢掉了广东自身的特色，因此，我提出了“广东民乐双肩挑”的思想，即学习外省的、西方的、现代的音乐中的高难度技巧，与责任感、使命感，同时也不能丢弃岭南音乐特有的古典、传统、地方的特色，尤其是岭南音乐灵动与浪漫，而从广东音乐的现状来看，后者似乎更为紧迫。重振广东音乐是许多广东音乐家无可推卸的使命。

　　记者：所以，在您40余年的艺术生涯中，经历了两个重要转折，一是从职业演奏家到星海音乐学院的教师；二是从星海音乐学院的教师到香港演艺学院中乐系主任。这应该是您解除忧患、履行使命的一个佐证吧。

　　余其伟：我自始自终有着一种沉重的责任感，因为岭南这片热土抚育、培养了我，我深深爱着这片土地，我没有理由不把其传统文化精华——广东音乐发扬光大，让粤乐同北京、上海等地的民乐齐头并进。以前，我通过手中的一把胡琴拉出来，但我已经不满足于用乐声倾述，而要站出来大声呼号了。于是，近不惑之年，在星海音乐学院院长刘春荣教授等的多次盛情邀请之下，我选择了星海音乐学院，我觉得，我已经到了该以另一种方式为广东音乐做贡献了。学院对此非常支持，在全国高等音乐院校中，第一个成立了以个人命名的民族音乐研究室——余其伟广东音乐研究室，我开始了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式推广粤乐。那时，我和我的小组先后在上海音乐学院、西安音乐学院、武汉音乐学院等高校做广东音乐表演及学术讲座，所到之处都深受学生及业内人士的好评。还出版了国乐专辑《国乐之光》、广东音乐专辑《粤韵飘香》，以及《中国广东音乐高胡名曲荟萃——余其伟演奏注解版本》等。

　　2004年6月，香港演艺学院中乐系系主任王国潼教授退休后，经过层层考核，我接替了他的位置。

　　记者：在香港这样一个纯粹的商业、金融主导的社会，相对比较偏冷的广东音乐能受到人们喜爱和重视吗？这段生活经历对您有没有影响？

　　余其伟：到香港演艺学院任教，让我感到人生更"丰满"、有意义。香港虽是一个以商业、金融主导的社会，但香港独特的地理位置、宽松的文化环境、规范高效的文艺运作，充足的资金，有利于艺术家把自己的价值发挥到极致，也有利于广东音乐的发展与传播。上任之初，香港演艺学院明确告诉我，应重视传统民乐教育，这就是我为什么来这里的原因。在这里，我可以充分发挥我的特长，实现我的理想，而且，只要你是人才，有才华，就会得到应有的尊重，我很享受在这里的工作。

　　充满诗意的演奏家

　　深刻理性的思想者

　　记者：对于广东音乐，对于音乐与人生，您有着深刻的感悟与思考，不仅身体力行推而广之，而且拿起笔，作理论的探讨与总结，这实属难得。我知道您几次出版的《粤乐艺境》，是学者们研究广东音乐、研究民族音乐、研究您本人的必读之书，也让许多同行一读再读，受益良多。请您谈谈写这本书的情况。您认为实践和理论之间有什么深刻的联系？

　　余其伟：那本书最早于1998年出版。书中内容除了3万字的《广东音乐文化历程》和《广东高胡60年览略》等论文带有纯学理外，大都是平时即兴之作。那些年，我喜欢思考，有很多诗意的想法，并且愿意动笔把它诉诸于文字。这本书汇集了我在理论研究、音乐评论、出访随笔等方面的几十篇文章。我觉得，当艺术家就要读书和思考，否则便成了一个工具，而且实践和理论并重，才能更快、更有成效地推动粤乐与国乐的创新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