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音乐的地域性特色
《桥》的旋律具有典型的民族性,五声骨干音的运用,形成了婉转的旋律。《桥》是陆在易1981年到素有“古桥之乡”的江苏吴县角直镇体验生活时谱写的。《桥》的旋律具有民谣化风格,江南民歌的韵味浓厚。曲作者受上海的地域性民俗文化影响,特别是江南吴语地域的方言系统,生活习俗,民间“俗乐”(民歌小调、器乐、说唱、戏曲)等因素。民间“俗乐”的地域性特色,同样也呈现在上海的道教音乐之中。如旋律的进行玩转曲折,旋律沿着五声音阶婉转地级进。下行级进的la-sol-mi-re, sol-mi-re-do, mi-re-do-la等,跳跃性的mi-do-la-so等。沪书东乡调是上海道乐的一种,东乡道乐的器乐以细乐为主。该亚地域性音乐风格特色是行腔软滑流畅,器乐伴奏采用民间清音班演奏江南丝竹的“你繁我简”“你高我低”“你长我短”的手法,在各声部之间造成横向旋律连绵不断,纵向富有对比,呈现出支声复调的效果。《桥》这首歌曲有上海地区的调子,某些音调上加上江南的调子。
3、旋律中装饰音的运用
歌曲中常用的装饰音有倚音、波音、滑音等,在一些乐音上附加些小音符,可使原音乐更有光彩和韵味。《桥》中有七处装饰音,这七处都是倚音。第1, 3,5,7处相同都是大三度的辅助型复倚音装饰,第2处是小三度的装饰润腔。第4, 6处是大二度的装饰润腔。江南民歌讲究倚音装饰润腔,《桥》中装饰音的运用在江南民歌中经常可见。就结尾处的倚音使曲调更柔和,歌曲的演唱更圆滑、上口。《盼》中有两处用了波音,起到强调的作用。《我爱这土地》里多处用了下滑音,在歌词“爱”“得”两个字之间用了下滑音,充分表现作曲家对土地深沉的“爱”及发自肺腑的浓烈情感。试想没有这个下滑音曲调是否显得僵硬,而且情感表现也显得苍白无力。装饰音在我们的民族声乐作品中运用广泛,其作用也是非常明显的。
4、花腔手法的运用
花腔(coloratura,意)歌唱曲调时用(runs)华彩经过句、颤音、华彩段等的装饰唱法。经常有一个较长的音分割成一些较短的音而成。这种唱法在美歌时代得到高度的发展。《彩云与鲜花》表现了人民对祖国深深的热爱之情。歌曲中运用了一段极富特色的花腔唱段,歌词是一个衬词“啊”。极富于跳跃性的花腔手法,在曲中与连贯的抒情性段落形成了一个统一的整体。在演唱上更能充分展示歌唱者的技术水平。花腔唱段富于活力动感,节奏自由而不散乱。短促的旋律有序的跳动,与连贯性的长句共同抒发了情感。
5、戏曲手法的运用
在我国传统音乐中,包括戏曲、曲艺音乐,散板节奏是非常有特色的。歌曲旋律中常有不按正规拍子律动进行的散处理,即单位拍的时值都不固定,具有灵活、自由、宽松、悠长的特点,有利于直抒胸臆和畅表情怀。现代歌曲创作中经常借鉴这种“散板”节奏。《桥》的开始便是一个“散板”可以称为散头。这种处理在抒情歌曲中较为常见。《彩云与鲜花》也是这种“散头”的写法。散板用在歌曲的开头部分是根据曲式安排的需要或歌词结构的需要而设计的。它便于歌者在演唱时根据自己的理解和处理来演唱。
6、歌剧因素的引入
陆在易艺术歌曲除了抒情的旋律,还运用了一些朗诵性音调。在《盼》中陆在易用宣叙性动机(两个三连音的节奏型,配合歌词“回来吧”一字一音),与抒情性旋律形成召唤性的情感期待,此后作曲家把这种宣叙性和抒情性的对比扩展开来,使之成为作品旋律衍展和抒情的主要手段。这里的宣叙调写作己经显露出两个特点:一是同音反复与旋律并重,二是强化宣叙调的情感含量。这在《我在这土地》中尤为明显。“然后我死了,连羽毛也腐烂在泥土里面,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这一段速上与前面形成了对比,突然慢下来。就像饱含激情的朗诵。这种写法在歌剧中常用(即歌剧中的宣叙调),紧接着就是一段歌唱性旋律“啊”,这也是全曲的高潮部分。整首歌曲形成了宣叙性与歌唱性、抒情性与戏剧性的有机结合,更好地表现了作品的主题。
《我爱这土地》俨然是一首表现力极强的歌剧咏叹调,而它确实是一首艺术歌曲,可见陆在易在艺术歌曲创作上有自己独特的风格。
740)this.width=740"> 纳格拉,清代史籍中称哪噶喇、奴古拉,维吾尔族、乌孜别克族棰击膜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