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此她隐姓埋名,她哥哥给她安排到郑州一家私人诊所看腿病期间,她与京剧演员孙毓敏、常香玉的大女儿成了病友,也没说自己就是教声乐的武秀之。她也没有见过常香玉。
武秀之受尽磨难,像她那个时代的绝大多数人一样,因为一直记得“毛主席交给的任务”,她暗暗地研究探索着。
1979年在全国第四次文代会上,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赵■告诉武秀之,周恩来总理生前说过,“现在实践中已经产生了三种唱法,一种是茶花女,一种是白毛女,一种是七仙女,三种可以并存嘛,可以互相学唱嘛,将来也许这三女合作以后会产生一个新的什么女”。周总理这个“三女合一”的神奇构想使武秀之认识到让“三女合作”的道路正是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民族声乐学派的必由之路,同时武秀之还惊奇地发现周总理的话和毛主席1959年讲的声乐民族化的精神一模一样。后来武秀之就把毛主席的话告诉了常香玉,常香玉倾其所有,把三个女儿,两个孙女都送给武秀之搞实验,当她的女儿提出“学学唱歌,将来唱不成戏了咋办时”,常香玉说:“武老师叫咋唱就咋唱,唱不成戏妈养活你一辈子!”这是多大的决心,多大的艺术勇气啊!
武秀之通过探索实践,逐渐总结出了一套系统的教学方法,在同一个学生身上,实现了三种唱法的有目的性、有针对性的培养。她简单地介绍自己的方法,就是“假声位置真声唱”,她培养的学生让那个时候凡是看过演出的人都惊讶不已。武秀之说自己的命真是不好,因为追求完美,耽误了很多事情。比如当中国音协主席赵■等看了她的学生演出的音乐会,要为她安排一次进中南海演出,向邓颖超等领导汇报,也算是对周总理的告慰。可是武秀之因为一个学生怀孕,舞台上形象不够好,说是等学生生完孩子之后,明年再去北京演出。这一等,后来邓颖超就去世了。武先生说到这里,又泪流不止,不停地自责:你说我这叫弄了个啥事儿嘛!我咋就没想到邓大姐年龄很大了嘛!
当时河南省的领导韩劲草对武秀之的声乐教育方法和成果十分支持,韩书记是武秀之谈话中常常提到并深怀感恩的人,武秀之说她也对不起韩书记,几次都没有根据韩书记的安排,把自己的声乐教育成果展示出去,现在才知道是对中国声乐教育的大损失。
作为戏曲大省的河南,各剧种艺术家群星灿烂,交相辉映,很多人都是武秀之的好朋友,在这些艺术家晚年,跟武秀之学习发声,提升自己的演唱技法,成了很多人的愿望。而武秀之,要么给他们解决发声问题,要么给他们以肯定和信心,因材施教。比如曲剧大师张新芳就曾提出:你教教我学你的假声位置吧,我也想试试二本嗓(即小嗓)唱法。武秀之说:你自己的大本嗓唱法多好听啊!你要是学了二本嗓,你就不是张新芳了。
让更多的人认识她跟她学
武秀之对歌剧民族化的看法是:“外语例如意大利语,只有a、e、i、o、u五个母音,汉语却有十三辙,还有四声,说话咬字都比外文难,何况唱歌?中国歌剧唱法自然必须适宜演唱汉语。”
她说:“中国戏曲唱法讲究‘字千斤,唱四两’,你看常香玉的吐字高级不高级?中国歌剧,就是要在唱法上吸收戏曲的营养!豫剧男生一张嘴就是high降e,帕瓦罗蒂是世界high c之王,但豫剧的high降e却比他高了小三度。戏曲的确有它很珍贵的唱高音的绝招儿。
武秀之对声乐教育的研究,无丝毫门户派别之见,凡是别人已有的发声方法,她都认真对待、诚恳地研究。比如对曾经很受排挤的“咽音练习法”,她也曾经认真地与林俊卿先生交流,获得很多启发。
在中国,声乐教育界由于历史和政治的原因,形成了长期以来的格局,即声乐教育界的江湖,在这个江湖里,武秀之是主动地把自己边缘化了的。她说:“赵■交给我这个科研项目时,就曾说过,你有两个优势,一是你的性格,你不会回头。二是你远离京城,少些干扰。”
1986年,河南大学增设民族歌剧专业,由武秀之主持教授“假声位置真声唱法”。同年,河大获得我国唯一的民族声乐硕士授予权。
1988年,以武秀之新唱法排演,体现歌、舞、表演一体化新教学理念的《第一百个新娘》,在河南省艺术节上引起强烈反响。音乐评论家认为此剧让人认识到,民族歌剧“不必再屈就演员‘五功不全’和受土、洋的局限”。
1989年,武先生的教学成果项目“声乐教学改革与民族歌剧专业的创立”获国家教委颁发的国家级优秀教学成果奖。
太平鼓,是满、蒙古、汉等族棰击膜鸣乐器。因单面蒙皮又称单皮鼓。流行于辽宁、吉林、黑龙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