唱片公司方面,百代唱片公司作为当时唱片业的龙头,拥有最为先进的技术与设备,是灌制进步歌曲唱片最多的公司。
据统计,在30年代,由“百代”灌制的仅聂耳的歌曲就多达22面唱片。“百代”与电影公司的合作亦最为密切,当时大部分左翼电影歌曲的唱片都是由百代公司灌制发行,借助留声机与电台,这些进步歌曲迅速传遍大街小巷。爱国音乐家们充份利用了电影与唱片这两种新兴的媒介,极大地拓展了进步歌曲的传播途径,在其传播中,电影与唱片功不可没。
第五,在作曲家本人的创作中有着重要的地位
综观20世纪30年代的左翼电影音乐,不难发现30年代的知名作曲家不少都有着从事电影音乐创作的经历,足见他们对电影音乐的重视。任光的成名曲便是《渔光曲》,而且他的创作也是以电影歌曲为主,并借电影歌曲成就了自己的音乐事业;聂耳在其短暂的生命中创作了大量左翼电影歌曲,如果说《开矿歌》的小试牛刀令他在音乐创作方面初次品尝了成功的喜悦,那么《义勇军进行曲》吹响的燎亮号角则使他在创作上斩获了巨大成功,名声大噪,聂耳通过自己的创作实践为中国近代革命音乐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冼星海创作的《夜半歌声》、《热血》,贺绿汀创作的《四季歌》、《天涯歌女》、《春天里》等左翼电影歌曲亦是他们创作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四、结语
20世纪30年代的左翼电影歌曲是现实生活的反映,具有鲜明的时代精神,开创了我国音乐大众化、民族化的崭新局面。由于30年代的左翼电影歌曲大都是革命救亡歌曲,因此聂耳、任光等左翼电影歌曲作家同时又是我国无产阶级音乐事业建设的开拓者和奠基人。在30年代掀起的抗日救亡歌咏运动中,左翼电影歌曲与抗日救亡歌曲的血肉关系凸显出来,如《毕业歌》、《义勇军进行曲》等便兼具救亡歌曲与左翼电影歌曲的双重身份。如果说以肖友梅、黄自为代表的学院音乐家创作的《从军歌》、《抗敌歌》等象征着第一批救亡歌曲的诞生,那么以聂耳、冼星海为首的救亡音乐家则将中国救亡歌曲的创作推至一个新的高度,形成了一股巨大的、蔚为壮观的历史波澜,有力地推动了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而且救亡歌曲之后一路“高歌猛进”,汇集成中国近代音乐的主流,一直影响至建国后的很长一段时间。
左翼电影音乐是中国近代音乐史上一幅恢宏的篇章,许多作品乃是思想性与艺术性完美结合的典范,其创作的成功经验仍值得当代词曲作家们学习与借鉴。历史会记住那些曾令时人心潮激荡、斗志昂扬的左翼电影音乐,而那些曾在左翼音乐的拓荒阶段辛勤耕耘的电影歌曲作家也永远值得人们尊敬与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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