渝东南土家族民歌资源文化生态保护
录入时间:2012/1/17 10:36:00 来 源:中音在线     [音乐教程]    

　　2004年出版的《现代汉语规范词典》“民歌”一词的解释，包括口头文学的文学(诗歌)和音乐(歌曲)两个内容，而不仅仅是文学(诗歌)。⒀现代汉语的民歌概念不加学术界定就直接运用于学术活动，可能出现的失误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民间”指示的使用范围含混不清。民俗歌谣与民俗诗歌的“民间”，是特定地域传承、发展的民俗文化生态区间;而现代汉语“民间”的第一义项是与庙堂对立的“非官方”的意思，民俗文化生态的重要内涵已经不是这个词的现代义项了。其次，将上述民俗歌谣的音乐成分与民俗诗歌的文学成分剥离出来，重新组合成民间口头文学的基本艺术特征，因为缺失诗歌艺术文化的发生学依据，与文化历史发展的事实不符而容易在运用中产生歧义。日常话语中的“民歌”既是民间文学的民俗诗歌，又是民间音乐的民俗歌谣，应该说这种内涵认同的约定俗成自有它的道理，但因不符合民歌的发生学规律，直接以之为理论依据指导采风，可能要出大问题。民俗文化场诞生的民歌，其文学性与它的音乐性是共生在一体的，脱离民俗音乐载体的民歌可以诗歌的歌词形式存在，但是它的文学性已经不是民歌的文学性了。

　　符号美学已经从理论上透彻地认识到歌词的上述美学属性。苏珊·朗格指出，诗歌与歌曲如果以一种艺术类型存在，将不是诗歌而是音乐作品。当歌唱中一同出现了词与曲的时候，曲实际上吞并了词，“它不仅吞掉词和字面意义上的句子，而且吞掉文学的字词结构，即诗歌。虽然歌词本身就是一首了不起的诗，但是，歌曲绝非诗与音乐的折冲物，歌曲就是音乐。”⒁民歌虽然也属于一种歌调的音乐形式，但其内中的歌词不是以诗歌的独立文学形式存在的。歌调的音乐形式，的确从一首歌词开始，但这样做主要为了从其中取得规制的音调图式，以构造一个简单的独自的旋律，可以不唱歌词，也可以和着任何跟它的韵律相同的诗句演唱。歌调的特点既不悲哀也不欢快，却可以根据不同歌词所体现的情绪来决定自己的特殊情调。就是在词可以自由改变的地方，仍被曲调同化成一种影响音乐的因素。“词的清晰发音，它们提供的发声因素就是音乐的组成部分，没有任何文学感染力。”

　　一般而言，诗歌杰作的创作是完全独立自主的，它的完整形式在各方面都充分考虑过，诗情的完满展开在追求境界的过程中实现，难以从头开始，彻底转变为没有独立形式的音乐成分。因此，诗歌杰作往往不能成为歌词杰作。相反的事实是，一首二流诗歌，由于音乐更容易吸收它的歌词、形象和节奏，可能谱曲成为优秀歌词。但是，“不论词有什么样的特殊功能，它们通常都将成为歌曲基质的组成部分”⒃，即质变为音乐成分而不是诗歌的文学成分。将民歌的文学成分从音乐本质属性中孤立抽象出来，显然丢掉的正是民歌的艺术本质。

　　可能也是基于以上类似的理论思考，美国著名艺术史家阿诺德·豪塞尔《论民俗诗歌的历史》文中的概念运用特别讲究：从民俗艺术的文化生态特点开始，介绍民俗诗歌对于乡村俗民的娱乐本性;在与艺术诗歌的对比中分析民俗诗歌的审美趣味和原则，民俗诗歌的抒情诗种类及其集体性即兴创作的起源方式。最后得出这样的学术结论：现在掌握的欧洲民歌，“没有一首是在十一到十三世纪抒情诗歌时期以前的”。失去了民俗音乐的载体，民歌的起源离开了民间文化生态的母体就不可能阐释清楚了。

　　渝东南土家族民歌资源面临的更严重可能是，剥离民俗诗歌的文学成分使之充当民歌的本体存在方式，理论视野的不自觉偏执，会漠视民俗诗歌赖以生存的民俗文化场及其生态保护的时代意义。与民俗歌谣断绝了文化传承关系的民俗诗歌，当然可以轻松步入学者的研究室，供其解剖分析、著书立说，然而时代赋予的民歌资源生态保护工程的文化使命，就只能坐视不管了。重庆市渝东南旅游资源的大开发正在密锣紧鼓地稳步进行，民歌资源因为潜在的巨大商业价值而首当其冲，我们却可能因为观念的局限，无所作为，无动于衷!反思我们头脑中现存的民歌观念，是当务之急!

　　综合上述的有关思考，我们认为，渝东南民歌搜集、整理(研究)取得了相当的成绩，这是必须高度评价的，但其学术思路亦存在相关理论依据不足的现实问题。现代汉语的民歌概念，只是日常生活话语使用内涵的简单组合，缺少学术界定的学理阐释，是不能直接充当民歌研究的理论依据的。从民俗歌谣到民俗诗歌，是民歌发生历史从“歌”到“诗”的两大阶段，而且都与音乐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血缘关系。

　　民歌资源文化生态保护观念的要点有三：

　　(1)正视民俗歌谣的历史与现实的存在形态;

　　(2)可以关注民俗诗歌的文学内容，但应清醒地认识到民俗诗歌与民俗音乐不可分割的血缘关系;

　　(3)民歌搜集、整理(研究)的基础是民俗歌谣而不是民俗诗歌。

　　一言以蔽之，珍视民俗音乐原生态中的歌谣形态，是民歌资源文化生态保护观念的核心思想
      (本文原载于《民族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