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毓和与中国近现代音乐史
录入时间:2012/3/30 16:45:00 来 源:中音在线     [音乐教程]    

　　今天我说这番话，不是要当面讨好汪先生，也不纯粹为了祝寿应酬，更不表明我从原来的学术立场上退缩了，而是出于一个后辈同行对前辈历史功绩的尊敬，因为，我们今天所做的一切，正是在包括汪先生在内的前辈学者们用心血和汗水铺就的道路上出发的。

　　《易经》中有所谓“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说法，我认为这个说法同样也能够概括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研究和教学在我国发展的历史与现状。

　　当然，这个“一”不是某一个人，而是共和国第一代从事近现代音乐史研究和教学的学术群体，是包括汪毓和、陈聆群、李元庆、黄翔鹏、李佺民、戴鹏海、周柱铨、孙继南等著名学者在内的这个学科的第一批拓荒者和奠基者。

　　基于这一事实，我对向延生研究员在刚才发言中所说汪先生那个“小白本”是在“毫无基础、毫无借鉴”情况下仅靠“一人之力”完成的判断有些不同意见。据我了解，1958年中国音协成立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编写组，组长李佺民、副组长汪毓和、成员黄翔鹏等人为这门学科的基本史料建设、学术框架设计及书稿撰写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学术积累和先期准备工作，虽然这些成果最终未能转化为教材，但所有这一切并非是毫无意义的无用功，它们也为汪先生这个小白本的最后成型做出了最初的史料准备和学术准备。我以为这个基础性意义和价值应该得到后人的承认和肯定。

　　今天，我们可以对他们的资料工作和研究成果品头论足，但从未从否认过他们对这一领域的披荆斩棘、筚路蓝缕之功。尤其在当时严峻的学术环境下，第一代学者所取得的每一个学术进展都是难能可贵的，值得所有后辈学者倍加珍惜并由衷表示尊敬。也许其中存在一些可供探讨、性质各异的问题——其中一些是复杂的时代条件造成的，后世学者不能以今之是而证昨之非，若一味求全责备，则未免有失厚道;当然还有一些与学者个人的史学观念及人生取向有关，我们也要取历史主义态度进行科学分析。在坚持“史实第一性”的前提下，对历史有不同解读当在情理之中，但违背历史真实和治史原则的做法则还是应当据实指出，不然，就会阻滞这门学科继续前行的脚步。

　　这个“二”，也不是两个人，而是在这一学术领域从事研究、教学的第二代学者。他们不是直接出于第一代学者的门下，便是在前辈们的学术滋养和影响下成长起来的，都与第一代学者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学术渊源和学统上的传承发展关系。

　　拜新时期改革开放之赐，第二代学者从事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的研究和教学，不但所处的时代语境与学术气氛要比我们的前辈宽松、自由得多，践行“实事求是”、“秉笔直书”原则所遇到的客观困难以及为此而付出的代价也少得多，而且由于研究者与其历史对象之间有了较长的时间距离而获得了某种疏离性和超脱感，从而为他们的研究摆脱个人情感和利益的羁绊、避免其他主观因素的过度介入提供了可能。因此，这一代学者在本学科的理论框架建设、学术梯队建设、教材教法建设及理论批评实践等方面所取得的某些突破以及所存在的某些缺憾，同样都是不可小觑的，而且无不刻上时代的印痕;在本学科研究和教学实践中，他们是继往开来、承上启下的一代，是本学科发展历史的一个中间过渡环节。

　　对“三”的理解同样如此——当下，在我国音乐学学科群落和教学科研队伍中，活跃在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研究和教学岗位上的第三代学者已经成为这个学科的中坚力量。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外语基础好，身上的历史负担少，音乐工艺学基本功扎实，研究观念与方法日趋多元多样，学术视野更加高远开阔，心态也更为超然洒脱，而且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国策的继续推进和宏观语境的不断改善，相信他们对历史对象的洞察力、认知程度和表述水平，很有可能超过第一代和第二代学者，从而将本学科的研究和教学提升到从未有过的崭新境界。

　　如此“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便活画出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研究和教学领域一幅代代相继、生生不息的发展历程和浪浪推进、滚滚向前的繁荣图景。

　　最后再将话题转回到汪毓和教授。有一个基本事实谁也无法否认：他的《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纲》初版至今已将近半个世纪，此后经过多次修订、更名、再版、重印，其总印数已经超过17万册。在音乐史学学术专著和教材中，这是一个难以想象和超越的数字。至于在这本教材影响下成长起来的各个年龄段的音乐学者，其人数恐要逾万;如果算上半个世纪以来全国高等艺术院校用这本教材进行近现代音乐史教学的教师和学生，其人数怕要达到数万乃至十数万之众。仅此一点，就值得我们向数十年如一日长期坚守在我国近现代音乐史研究和教学岗位上辛勤耕耘的汪毓和教授表示由衷的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