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燕卿与梅庵琴派(二)

　　在琴派纷呈的长江下游地区，王燕卿一脉异军突起，在不长的时间内对琴坛产生了重大影响。可以说，在徐立孙等人的努力之下，王燕卿琴学已卓然自立，并有了组织上的保证和独门琴谱的基础，成为改变琴坛格局的新生流派，这就是二三十年代的琴坛所称道的梅庵琴派。古琴大师查阜西曾回忆他亲眼看到的“宁、沪一带琴人宗王、徐者，十中有二三焉”的盛况，更将王燕卿与另一位大师杨时百并列为南北琴坛的代表人物，“自来分居南北主盟，世人不敢轩轾”。由于王燕卿的早逝，这一盛誉毋宁当由王燕卿和他的弟子们共同享有。

　　1936年春今虞琴社成立，不久在苏州组织了一次晨风庐琴会以来规模最大的琴人雅集，极一时之盛。徐立孙、程午嘉积极参与其中，徐立孙还带上了自己最得意的弟子杨泽章。但日本侵华战争的爆发结束了30年代中期这一黄金时代，梅庵琴人也飘零四散。徐立孙在战争年代避居乡间，邵大苏、夏沛霖、徐遂、杨泽章四位重要琴人的病死，尤其是梅庵琴派的重大损失。抗战胜利后，徐立孙一度移居上海，与今虞琴社的旧雨新朋及吴宗汉、刘景韶等旧日弟子往来甚密。这无疑是十年前盛世的延续，但毕竟已经不是盛世。

　　三 梅庵派古琴艺术的持续发展

　　在王燕卿与其手创的琴派名满琴坛之时，非议也一直没有停止。这些非议，有对其缺陷的客观评述，也有的是传统的傲慢与偏见。到1949年以后，由于官方“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政策，王燕卿学习和融合民间音乐的经历被解释为向人民群众学习，创造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作品，对他的评价几乎是一面倒的赞颂。即使是对王燕卿素有偏见的人，也不得不自觉按照这一思路重新塑造王燕卿的形象。这一时期梅庵派古琴艺术的持续发展，主要体现在徐立孙个人的声望与成就至于顶点，和梅庵琴派的再次兴盛。

　　1951年徐立孙从上海回到南通后，成为南通地方政府的重要统战对象，具备了比较重要的社会地位。1953—1956年间，他参与了著名的《幽兰》和《广陵散》的打谱工程，成就卓著，后撰成《<广陵散>研究》、《<幽兰>研究》二书。1956年8月1—24日，徐立孙出席了1949年以来的最大规模的音乐汇演第一届全国音乐周，以演奏古琴曲《捣衣》受到热烈欢迎，一时有“全国古琴四大名家之一”之誉。《文艺报》发表音乐周评论文章《感人的民族器乐演奏》，起首便对徐立孙与《捣衣》给予了高度评价。

　　1957年1月，徐立孙出任南通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一届委员会第一副主席。此后数年间，他作为南通文艺界的领导之一，参与了众多的文艺演出活动。1958年，他应邀为来南通视察的国家主席刘少奇演奏古琴;1960年初，为庆祝新中国建国十周年而来华巡演的民主德国德累斯顿交响乐团抵达南京，他应邀去交流演出。他先后创作了民乐合奏曲《祖国颂》、古琴曲《公社之春》和《春光曲》，抒发对新社会的热情。1960年，徐立孙到北京出席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三次代表大会，受到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

　　梅庵琴派的再次兴盛则主要体现在梅庵琴人再次聚集并出现了新秀和《梅庵琴谱》的增订再版上。徐立孙初回南通时，不仅见到了陈心园、李宝麟、徐昌震这些早年的弟子，还看到留在南通的陈心园一直在发扬琴学，跟他学琴的有刘嵩樵和他的儿子刘赤城、侄子刘本初，以及卢介兰、汪锡恒等。不久，自己的两个儿子徐鹰、徐霖和女儿徐慰也开始学琴。最让他信欣喜万分的是朱惜辰(1924—1958)这样的新秀，心许为衣钵传人，甚至自承不如。1956年民族音乐研究所举行的全国琴人调查中，去上海录音的，除了徐立孙自己，就是陈心园、朱惜辰二人。此外，1956年底徐立孙推荐刘景韶就任上海音乐学院古琴专业教授，刘景韶培养出了活跃于当代琴坛的龚一、成公亮、林友仁等人。徐立孙主持编订的第二版《梅庵琴谱》于1959年线装精印出版，这一版本较初版更为完备实用，成为后来海外大量翻印的祖本，为梅庵琴学的传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反右”之后，政治越来越多的干预到文化生活中来。朱惜辰在1958年投水而死，不仅是梅庵琴派的重大损失，也给徐立孙以精神上的重创。在他又选择到一位衣钵弟子邵磐世后不久，“文革”开始。1968年，他被作为“反动学术权威”进行批斗，于次年年底去世。一年多以后，邵磐世惨死。梅庵琴社的活动完全停止，在当时的情形之下，也是理所当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