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隋唐间琵琶的邅递》之结尾(二)

　　《隋书·音乐志》载：

　　开皇二年(公元582年)齐黄门侍郎颜之推上言：“礼崩乐环，其来自久。今太常雅乐，并用胡声，请凭梁国旧事，考寻古曲。”高祖不从，曰：“梁乐亡国之音，奈何遣我用耶?”是时尚因周乐，命工人齐树提检校乐府，改换声律，益不能通。俄而柱国沛公郑译奏上，请更修正。于是太常卿牛弘，国子祭酒辛彦之，国子博士何妥等议正义。然沦谬既久，音律多乖，积年议不定。高祖大怒曰：“我受天命七年，乐府犹歌前代功德耶?”命治书侍御李谔引弘等下，将罪之。谔奏：“武王克殷，至周公相成王，始制礼乐，斯事体大，不可速成。”高祖意稍解，又诏求知音之士，集尚书，参定音乐。译曰：“考寻乐府钟石律吕，皆有宫、商、角、徵、羽、变宫、变徵之名，七声之内，三声乖应，每恒求访，终莫能通。先是周武帝时有龟兹人曰苏祗婆，从突厥皇后入国，善胡琵琶。听其所奏，一均之中间有七声。因而问之，答曰：‘父在西域，称为知音，代相传习，调有七种。’以其七调，勘校七声，冥若合符。一曰‘娑陀力’、华言平声，即宫声也。二曰‘鸡识’，华言长声，即商声也。三曰‘沙识’，华言质直声，即角声也。四曰‘沙侯加滥’，华言应声，即变徵声也。五曰‘沙腊’，华言应和声，即徵声也。六曰‘般瞻’，华言五声，即羽声也。七曰‘俟利筵’，华言斛牛声，即变宫声也。”译因习而弹之，始立七声之正。然其就此七调，又有五旦之名，旦作七调。以华言译之，旦者则谓均也。其声以应黄钟、太簇、林钟、南吕、姑洗五均。已外七律，更无调声。译遂因其所捻琵琶，弦柱相饮为均，推演其声，更立七均，合成十二，以应十二律。律有七音，音立一调，故成七调，十二律合八十四调，旋转相交，尽皆和合。仍以其声考校太乐所奏，林钟之宫应用林钟为宫，乃用黄钟为宫;应用南吕为商，乃用太簇为商;应用应钟为角，乃用姑洗为角。故林钟一宫七声，三声并戾。其十一宫七十七音，例皆乖越，莫有通者。又以编悬有八，因作八音之乐，七音之外更立一声谓之应声。译因作书二十余篇，以明其指。至是译以其书宣示朝廷，并立议正之。

　　这段文字，和岑森《凉州馆中与诸判官夜集》一样，也应当重新加以阐释，并由此得出新的结论。

　　这些史实，我早已于1985年版的《古乐发隐》、1991年、1996年版的《敦煌壁画乐史资料总录与研究》中开始发明，唯望中外同人关注批评。(本文节选自《汉唐音乐史首届国际研讨会论文集》，作者为陇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