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合中国传统音乐与 西方音乐元素
聂耳有比较坚实的中国传统音乐基础,对继承民族音乐传统有清晰的认识。在创作中,聂耳不仅仅把民族音乐传统的运用当做单纯的民族风格(或“民族风味”)去对待,而是把它同深刻反映社会劳苦大众生活现实和促进音乐与广大群众相结合。例如,他在写作反映劳动生活的歌曲《打桩歌》、《打长江》等中,吸收了号子的音调作为塑造这些音乐形象的主要语言素材;又如他在写作反映与农村生活有联系的歌曲中采用了民间小调、山歌的音调作为创作的主要语言素材,如《塞外村女》、《飞花歌》等。
聂耳又深刻地认知艺术创作的时代性规律,善于突破传统民歌小调或所谓五声性音调的范围,吸收西方音乐的元素,探索和选择适合大众化的音乐语言。例如,在描写青年革命斗争的歌曲中,他就大胆吸取了外国革命歌曲和进行曲的因素作为这些作品的音乐语言素材,如《毕业歌》、《义勇军进行曲》、《梅娘曲》等;在表现不同阶层人民群众革命斗争勇敢精神的歌曲中,聂耳就采用“学堂乐歌”和“军歌”中的音调作为作品的语言素材,如《前进歌》、《自卫歌》等。
此外,聂耳还很善于把当时劳苦大众富于典型意义的呻吟、愤怒、呐喊的语调归纳起来进行艺术的处理,形成具有独特个性的旋律和节奏,从而使得歌曲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启示后人:深入群众才能捕捉时代之音
聂耳歌曲创作关注普罗大众生活状况,反映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现实,其鲜明的时代性对于我国当前的音乐创作活动仍有有益的启示。
聂耳音乐创作中坚持深入群众,近距离观察歌曲的描写对象。写《卖报歌》时,他多次到一个卖报小姑娘那里去观察,听她叫喊卖报的声音,和她谈话了解她的家庭情况,当《卖报歌》写出来之后还专门来到卖报小姑娘那里唱给小姑娘听,征求小姑娘的意见;写《码头工人歌》时,他先后多次到“公和祥码头”,不但白班去,夜班也去,观察码头工人的劳动,倾听他们的劳动号子;写《新女性》中的纺织女工,他走一个多小时到纺纱厂车间去了解女工们的工作情况,和女工们谈心,教她们唱歌。生活是创作的源泉,“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因此,音乐家只有深入群众,才能深刻了解普通群众的生活工作状况、内心意愿,也才能了解群众对于歌曲的理解和期望。只有与群众密切交流,音乐家才能创作出真正反映群众生产生活及思想状况并为群众喜爱传唱的作品。(中国文化报/孙洪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