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隆:人生五梦想黄金二十年(一)

　　编者按

　　生于1964年的余隆， 20年前从德国柏林高等艺术大学学成归国，自言正经历着中国梦实现的过程，“改革开放之前的三十年我们沾边了，改革开放之后的三十年我们也沾边了”。在这个无论是国家还是余隆个人的黄金二十年里，他成就了古典音乐在中国发展的多个奇迹，被《纽约时报》称为“中国的卡拉扬”。但就余隆而言，影响至深的，或许更是他在本文中所说的五个梦想。

　　在筹办北京国际音乐节时，余隆做了连自己老婆都认为是疯了的举动——停掉了所有的演出，拒绝很多优厚待遇的工作机会，钱不赚了，一头扎进友谊宾馆。梦圆的今天，余隆说：“实现梦想就要走过艰辛，就要甘于奉献，就要完成不可能完成的事。”

　　追梦之一

　　创办北京首个新年音乐会

　　不是所有人都认同你的梦想，但不能因为别人不认同就没有梦想。实现梦想是一种人生挑战，某种程度上有点像赌博。

　　很多人都知道，余隆的外祖父丁善德是我国著名的作曲家。在外祖父的影响下，余隆走上了音乐的道路。外祖父有一部著名的交响乐作品《长征》，这也是余隆最喜欢的中国交响乐作品之一。

　　余隆和当年很多有志之士一样怀揣着梦想出国留学，学成之后，回到北京创办了北京第一个新年音乐会。

　　我从最初学指挥就开始追梦。我原来是先学钢琴后学打击乐，1979年看了世界著名指挥家小泽征尔的演出后，对指挥产生了巨大的兴趣。

　　我们这一代人生在上世纪60年代，成长在70年代，80年代作为第一批到海外留学的学子，90年代回来创业。到今天，我们经历着中国梦实现的全过程，改革开放之前的三十年我们沾边了，改革开放之后的三十年我们也沾边了。我们真正看到了梦想一点点实现的过程。

　　创办北京新年音乐会的时候我才二十多岁。当时中国的古典音乐环境还不是很丰富，观众也不是很多。我当时就觉得是不是可以以一个大家喜闻乐见、容易接受的方式，打开音乐与人之间的平台?我选择了在中国创建新年音乐会。事实证明，新年音乐会到今天已经20多年了，仍然如火如荼地进行。很难想象如果当年不创建中国新年音乐会，如今会是个什么状况。

　　记得当时在北京创办新年音乐会很不容易。那会儿我还没有从国外回来。虽然中央电视台已经开始转播维也纳爱乐乐团的新年音乐会，但是我没有什么名气，怎么可能回来指挥新年音乐会?1991年，我与中央歌剧院合作，在中国大饭店举办了第一场新年音乐会。在此之前，人们只是在电视里看到维也纳的新年音乐会，没有想到在自己的家门口也能亲身体验这样的音乐会。演出大获成功，受到了各界的欢迎，使得“新年音乐会”逐渐成为北京演出市场每年新年的一道景观。

　　通过新年音乐会的创办，我明白了一个道理：梦想的实施，都带着巨大的挑战，需要巨大的承受力来完成。当人家不了解你的梦想的时候，要做到在一个孤独的环境里实现梦想，而不是一味地抱怨、悲观。人应该有一个积极的态度。实现梦想是一种人生挑战，某种程度上有点像赌博。讲大道理的话，不是所有人都认同你的梦想，但不能因为别人不认同就没有梦想、就不去付诸实施。正因为付诸实施，才有了改变世界的机会。

　　追梦之二

　　创办北京国际音乐节

　　到了做音乐节的时候，我意识到必须把所有的东西都扔掉，心无旁骛地做一件事情。随性，随性就有很多创造力。

　　在北京创办新年音乐会是余隆完成的第一个梦想，在这个梦想完成的同时，他看到了北京古典音乐发展的机遇，他觉得北京这个大都市未来国际化的发展一定会与世界发生关系。因此，创办北京国际音乐节的想法在他的脑子里渐渐形成了。

　　做完新年音乐会的第二年，我开始思考，在中国，北京作为首都和国际都市，是不是应该有一个音乐节?1992年开始梦想，到1998年才实现，碰壁、失败，中间的过程有多困难可想而知。

　　到了做音乐节的时候，我意识到必须把所有的东西都扔掉，心无旁骛地做一件事情。我把演出停掉，拒绝很多优厚待遇的工作机会，钱不赚了，一心扎到友谊宾馆去做这个事情。当时很多人不理解我，连我老婆都认为我疯了。以前只有有钱人家的少爷才干这种事，书不念了唱戏去。随性，随性就有很多创造力。

　　当时我在海外有很多合同，固定工作都有了，但我就觉得这事儿好玩、有意思，就义无反顾地回来了。当时我夹着个包到北京音乐电台找到志同道合的人，开始一起研究创办一个高水准的、国际性的古典音乐节。

　　那一段创业的时候，刚刚回国的学子应该落地落在什么地方?应该怎么合作?怎么开始第一届?怎么工作?起初这些事我都不是很清楚。我特别感谢当年那些有眼光的与我合作的项目志愿者和领导者。

　　音乐节邀请到曾在1979年来华演出的著名小提琴演奏家斯特恩20年后重回中国。邀请斯特恩再次来华这件事，从第一届音乐节开办的时候就开始筹划。那时候我年纪轻，初生牛犊不怕虎，直接飞到纽约去找他。人家说斯特恩很难见到的，但我非常执着，非常想请他再来中国。

　　见到他时，我带着一种非常忐忑不安的心情。斯特恩当时问我：“我为什么要去北京音乐节?”我说：“北京音乐节对所有的中国青年音乐家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平台。希望你能和20年前随你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国音乐人一起再回来演出，让今天的青年人也能获得与梦想接近的机会，使他们看到梦想是可以实现的。”因为这句关于梦想的话，他接受了我的邀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