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创作的民族器乐曲不流行已是不容置疑的事实。优秀的民族器乐曲应该让人知其名、知其调,甚至能和唱、能演奏。但很多器乐曲名奇、调怪、旋律艰涩,难以记忆,让一般的欣赏者不知所云,让一般的演奏员束手无策。
改革开放后,先进的作曲技法传入中国,于是“新潮”作品不断涌现,令乐坛惊艳,令世人瞩目。但中国的国情还是偏爱传统。一些经典乐曲崇尚用民族乐器演奏不容去说,一些交响乐团也热衷演奏一些贯穿民族音调的乐曲,如《红旗颂》 《梁祝》 《春节序曲》 《北京喜讯到边寨》等,这些作品都传递着传统的信息、民族的神韵,让人如痴如醉、百听不厌。
当代作曲家为了显露才华、追求新意,大多将民族器乐曲的旋律处理成:模糊调性——频繁地出现变化音;新奇节奏——较多地出现摇滚性:怪异音响——无论从音色组合,乐器组合都别出心裁地独树一格。虽然设计新颖,听觉新鲜,但大多缺少旋律性,而影响了乐曲的传播。
发现了问题,找出了原因,就要去寻找解决的办法。这就需要抓好两个环节:
一个是创作环节。应明确作曲家设计的旋律首先是写给国人聆听的。为了追求好听,就要了解国人的审美趣味,每个民族都有不同的欣赏习惯,国人历来喜好旋律美,只有优美的旋律才能打动听众。中华民族崇尚传统,也并不排斥创新。但是创新应谨防怪异。当前的民族器乐曲创作出现了一种怪现象,好像不用变化音体现不出作者水平,不用无调性跟不上时代潮流。其实已经脱离了欣赏现实,可以说追新猎奇的创作道路在中国行不通。
一个是推介环节。好乐曲需要有好乐队演奏成好声音,然后播放录像、发行音像,还需要加强评论,引导欣赏。通俗小曲可以多演,高难大作可以选段演奏,这样能事半功倍地达到认识某一作品,理解某一作品的目的。从小处着眼,从精处着手,把新乐曲中最优美的篇章进行推荐介绍,容易使乐曲接近听众,获得知音。音响、乐谱的出版也应及时跟上,只有让欣赏者多听音乐,多读乐谱,才能达到宣传乐曲的目的。如由于反复出版《春节序曲》 《喜洋洋》 《花好月圆》的音响,自然扩大了传播面,扩宽了普及面,这条成功的经验值得借鉴。
参差不齐的“线”状
如果把整个民族器乐演奏的现状看成一个“面”的话,那么合奏、重奏、独奏的表演态势可以看成三条“线”形,只有三线强劲,才能撑起一个稳定的“面” ,才能形成民族器乐健康发展的局面。但是,当代乐坛上合奏、重奏的线状严重萎缩,基本不成规模,而独奏形式一花独放,表现出线状越来越膨胀的态势,使乐坛发展严重失衡。
演奏合奏曲需要编制齐全的民族管弦乐队,由于人员多、成本高,所以大多地区难有条件拥有大型乐队。由于民乐队减少,乐谱需求量也不看好,所以少有出版机会。优秀的乐曲一定要反复“亮相” ,才有可能万众追捧。如“文革”时期的器乐合奏《丰收锣鼓》《打虎上山》等,由于强势推荐而深入人心。目前,新作品的合奏机会太少了,而且很多是一次性“消费” 。音乐是时间艺术,只有多听新作,才能逐步走近。如果缺少演奏机会,那只会制约乐曲传播。
重奏能使音色互补,在长期的演奏实践中,形成了许多既简单,又和谐的组合。自古以来就青睐重奏,如琴箫重奏、笙管重奏、丝竹重奏都是源远流长的组合形式,但现在已鲜为人见。原因是重奏作品凤毛麟角,而且当代乐人大多“各自为政” ,懒得寻找合作伙伴,致使重奏难觅踪影。唯见冯晓泉、曾格格的新唢呐和新竹笛的重奏经常活跃在晚会的舞台上,因为他们是夫妇,能方便合作。
二十多年前,上海音乐学院曾尝试“丝弦五重奏”的演奏形式,由于得益于作曲家胡登跳教授的量身订制和演奏家的细腻演奏,所以立刻风靡乐坛。但近年来已逐渐冷却,使本来炙手可热的乐种,又快掉到了“冰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