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江：不认同现代舞是小众艺术(二)

　　东方早报：按道理北京才是你们的主场。

　　韩江：北京孤零零的，整个华北地区也就北京一个市场。北京是我们的创作基地。如果上海有北京那样的后备人才资源和文化基础，我愿意把团搬来上海，只是上海还未达到这个程度。现在大部分文化主创精英都集中于北京，在文化政策支持上我们也有保障。在艺术行业这块，北京有一帮“死磕党”，他们会从别的地方挣钱，然后将创作精力全耗在这。上海很难看到这种情况。

　　“如果要做得很商业，我不想拿舞团做试验”

　　东方早报：你和王媛媛是怎样分工的?

　　韩江：她主管演员和行政，而我负责技术和国内外演出业务层面。当我们的角色进入创作时，她是编导，我是制作人。

　　东方早报：你们在艺术创作或商业市场的打造上会有分歧吗?

　　韩江：有。创作的角度会不同，毕竟我出身舞美，她出身舞蹈。商业和艺术交集在一块时，分歧会更大。比如排《夜宴》，我们有很多条路可走，可以做成电影翻版走古典宫廷风，也可以完全走西方现代路线打造原版《哈姆雷特》。我们的创作走向其实会跟商业、市场直接挂钩。最终，我们撇开古典做了一个当代版《夜宴》。我们为此做好的心理准备是，有可能国内市场连一场都不能接受。好在最终的反馈是比《霾》要好，我也很意外。

　　东方早报：艺术和商业冲突后，有什么是你们一定会坚持的?

　　韩江：你内心想要的东西一定要坚持。《哈姆雷特》在国内本身就有认知基础和可因循的商业模式，我最初也想做特别适合中国观众审美的商业作品，但到最后还是走了内心最想走的路。如果一定要做得很商业，我会想能否不拿舞团做试验，或者将这些想法卖给其他团。商业作品可能会特别受宠，但未必会有艺术个性。我不想伤害舞团的个性和纯粹。

　　受不了小情绪的现代舞

　　东方早报：不少独立舞团都苦于没有专业制作人为其开拓国际市场，在摸索国际市场方面，你有何经验总结?

　　韩江：特别简单，你并不需要专业的国际制作人，把作品做好最重要。有位老师曾对我说，你将国内外近一百年的优秀舞团都捋一遍，看看威廉·福赛斯如何成就自己的法兰克福芭蕾舞团便都明白了。产品好就不怕没市场，就像烂杯子怎么卖都卖不掉，好杯子稍微使使劲就能卖了。所有院团在抱怨没有好制作人和国际路线时，却都忽视了没将产品做好的问题。

　　东方早报：很多人会举陶身体剧场的例子，比如他们有美国制作人方美昂(Alice)帮忙牵线国际。

　　韩江：Alice做的舞团不止一个，选择陶身体主要还是看作品。他们走的是口碑好且小型的国际艺术节路线，一个团出去也就七八个人。他们的作品积累是有特质的，陶冶和段妮二人的精气神也富足。作品好， Alice才能推得动。陶身体喜欢“纯肢体”，会去研究肢体、重心和节奏，这种纯肢体也能打动人，我看他们的作品都会受触动。

　　东方早报：有人质疑不少现代舞有形式大于内容的趋势，你如何看这个问题?

　　韩江：有时看谁发表了新作品，可能连名字我也看不懂，演员都是自己在纠结，这才是真的不接地气。曹诚渊(舞蹈家)曾说“现代舞就是小众艺术”，我并不认同。只要情感表达真诚，能跟观者产生共鸣，现代舞就绝不小众。你把自己定位为小众，只会越做越抠死。如果连业内人士都看不懂，观众怎么会不反问形式大于内容?根本就是没内容。

　　王媛媛特别喜欢芭蕾，也喜欢现代舞和中国舞的身段，她希望将这些肢体都结合起来，但我们做得更多的还是“观念”，就是美学上能做到东西文化的真正交织，精神上对人性和当下社会有观照。比如在北京和上海出现严重雾霾前，我们便早已做了《霾》，就是有感于每日受到的雾霾困扰。作品最初成型时，很多人甚至不认识“霾”字。

　　我受不了那种小情小绪，特别痛苦纠结的现代舞。人们在认知上通常会有95%的共性和5%的个性，你的关注点极为个人没问题，但如果将5%的个性比例夸大到10%以上就会容易走极端。(东方早报/廖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