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以上两者可说是戏曲衰落的明显的外在压力。“文革”时是政治上凶横暴力摧残,“文革”后是大规模文化挤压,戏曲原就是有相当封闭性的艺术样式,程式规范性强而活泼快捷不足,一旦遭遇这些压力,很快就显露出自身内在艺术竞争力的不足和培育争取青年观众的竞争力不足。
戏曲工作者以及领导者不是没有注意到外在环境的压力,因此,采取了多种措施,企望重整旗鼓,努力竞争。比如建立多种评奖机制;举办全国的、地方的、剧种的会演或戏剧节;比如提出强强结合,集中优势兵力;比如给予充分的财力支持,搞大制作等等。这种种努力也不是没有效果,果然出现了若干优秀和比较优秀的作品和人才,显示了戏曲的力量。只是戏曲自身已经削弱了的数量和质量,加上相当普遍急于求成的政绩思想,时间一长,就显得后继乏力,“正能量”效果渐少了。
我们也做了不少根本性的努力。比如中国戏曲学院举办多年制优秀青年演员研究生班,比如中国剧协举办编导音美多项短期进修班,不少地方也办过类似的活动,都是大好事,但太少了,有的可能短了,杯水车薪,难以挽救整体颓势,太令人着急了。
(二)
以上所说,实际上已是许多人的共识。但是我想,对于更多忙于实践的戏曲工作者尤其是青年来说,我们还应该深入一步,探讨探讨戏曲同自己所处的时代环境的关系问题。戏曲是否准确地认识到时代环境对戏曲的要求,戏曲要走什么道路才能更好地为时代环境服务,这是个基本问题。对这个问题我们要有高度自觉性。人类的历史原就是从自发到自觉的过程。
应该简略回顾一下历史。长期处于封建社会的中国发展缓慢而不自觉,封闭性强,戏曲走的是一条自发的慢慢积累提高之路。19世纪后半叶,列强入侵,中国成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农业社会中出现了近代工商业,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开始有了自觉的变化,戏曲也就出现了初步市场性的创新实验,比如上海的连台本戏。到了20世纪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时,西学东渐,民族觉醒,戏曲虽然整体形势和性质未变,但若干重要剧种和上层艺人,比如以梅兰芳、周信芳为代表的南北京剧,以易俗社为代表的秦腔,以三庆会为代表的川剧,以某些志士班为标志的粤剧,一直到以袁雪芬为代表的越剧,都表现出相当强烈的自觉性,提出走革新创新提高之路,以适应新的环境并为新的环境服务。1949年新中国成立,中国社会进入新民主主义新时期,戏曲更是自觉地走上一条以改人改戏改制为内容的三改道路。三改当然也是为了提高,但重点是改,是那一时期所需要的改。三改使戏曲取得重大的成就,也受到许多错误政治运动的严重干扰和迫害,比如反右,比如大跃进,比如毛泽东的“两个批示” 。这种政治环境迫使戏曲走了一条为政治服务、为政治运动服务的错误道路。艺术上产生了大量次品和废品。
最后到了20世纪末期改革开放。新的经济基础,新的政治和新的意识形态,种种新事物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这是一个新的时代环境,它要求我们保持中华民族特点,坚持中国特色,打开眼界,广泛吸收,参与全球竞争,因而必然要以人为本,全面提高人的文化素质,发挥人的创造力,积极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这是整个国家战略性转变,我们戏曲不能不努力适应这个生态环境,吸收其营养并为之服务。
前面说过,二三十年来,戏曲界热爱祖国,确实都是多方面努力,做了大量工作并有宝贵收获。只是从今天回顾,似乎是治标多于治本。忙于一次次战役活动(当然是对的) ,放松了长期战略性的建设。具体说也就是往往强调利用现有艺术资源和人力资源多出精品,却忽视了戏曲队伍文化素质和艺术竞争力的提高。因而许多剧种都是说要振兴却一鼓作气再而衰,振而未兴。
如果这么说可以成立,我以为,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戏曲的历史任务应是走上标本兼治全面提高之路。一个个戏,一次次活动当然都要下功夫做好,同时一定要采取多种措施,提高整个队伍的文化素质和艺术修养。标本兼重,互为表里,不能着急,更不能不急。
(三)
我希望在戏曲界内外,近期能展开一次“建设文化强国,戏曲如何提高”的讨论,集思广益,共商大计。我这里试写几条我想到的关于提高戏曲队伍文化素质的具体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