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钢：梁祝之后需要更多佳作(三)

　　红色小提琴之缘

　　从牛棚出来后，陈钢说自己处在被人遗忘的角落里，音乐学院解散了，《梁祝》不能拉了，音乐不能做了，书、乐谱、唱片也都交掉了，陈钢转而学起了针灸。也是在这时，陈钢结识了潘寅林。潘寅林当时是上海交响乐团的首席，风华正茂。“人家都称他为红色小提琴第一人。”那时潘寅林红到什么程度?陈钢很为自己这个老朋友得意，“和现在的超女、周杰伦差不多。”潘寅林当时在马路上骑自行车，交警都认识他，那时上海马路用的还是手动式红绿灯，“哟，潘寅林来啦。”交警见到他便“啪”的一下将红灯调成了绿灯。

　　潘寅林也是第一个在文化广场当着万人做独奏演出的小提琴家，他当时反复拉的曲子是上海交响乐团演奏员阿克俭编写的《千年铁树开花》，接下来就没曲子可拉了。“‘文革’时除了八个样板戏，其他音乐都荒芜了，再没有其他音乐可奏。”陈钢说，对音乐的渴望让全国很快掀起一阵全民小提琴高潮，十元二十元一把的小提琴，在当时算是便宜的音乐器材，光上海一年都能生产十万把。在当时，拉小提琴不仅是一种精神需要，也是一种生存需要，本来要上山下乡的人如果小提琴拉得好也许可以进文工团，再好一点则可以进样板戏团。“天热时，我发现弄堂其他人家的阳台上都有人赤膊练琴。”

　　潘寅林后来找到心情沮丧的陈钢说，“你来写，我来拉。” 陈钢宛若找到了使他能呼吸的救命稻草。1973年至1976年，他一口气创作了包括 《苗岭的早晨》、《金色的炉台》、《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在内的九首作品。“他让我写我就马上写，写完后他就演，再把意见反馈给我。”这批曲子后来就成了陈钢传承至今的红色小提琴作品。陈钢曾这样解释红色在自己艺术生涯中的意义，“红色是我们花样年华时的一抹朝霞，红色是我们蹉跎岁月里的血色浪漫，红色是我们心中永远开不败的玫瑰。”从他排比复又美好的描述看，红色代表了他生命中的正能量。在《艺术人生》做节目时，朱军也帮着他做了总结，“《梁祝》是纯情，‘红色小提琴’是激情，《王昭君》则是深情，都离不开一个情字。”陈钢觉得很到位。在与潘寅林结识40年后，他认为将两人在红色小提琴上的缘分续写在今年“上海之春”的舞台上是不错的选择。

　　1979年，小提琴大师艾萨克·斯特恩作为西方第一位来华演出的演奏家，在北京演奏了莫扎特的《G大调第三小提琴协奏曲》。他的中国之行被美国音乐家传记片导演艾伦·米勒拍成了纪录电影《从毛泽东到莫扎特》。斯特恩后来走进了陈钢家，米勒也在陈钢家拍了很多素材。1981年，陈钢被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邀至美国讲学、开音乐会，顺道至斯特恩家里做客，“我去的时候，这部片子刚好得了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奖。”

　　作为一位真正从“上海之春”走出来的作曲家，陈钢对“上海之春”的感情浓稠，他将丁善德、孟波列为自己生命中最重要的贵人，“没有他们就没有《梁祝》，我的生活可能也是另一番面貌了。”问他共参加过多少次“上海之春”，他已不太能算清楚。但在“上海之春”创建、复办、50周年等最重要的时间节点上，他的作品免不了是要上台的。对现在的“上海之春”，陈钢当然也有自己的一些想法，“它曾经保持了一个相当高的水准，现在变成国际性音乐节，平台更大对音乐家来说可能是好事。上海现在的新作品不少，而好作品还不够多。”从私心上看，他说自己会骄傲，从长远看，又有点痛心，“我们在学生时期做的这部作品已完成它的历史任务了，没有接班作品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东方早报/廖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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