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星与他的中阮协奏曲《云南回忆》(二)

　　刘星自幼学习月琴，是当代中国月琴名家冯少先的嫡传之一，也是刘星在上音的专业，但进入上音后，他发现自己更喜欢钢琴、吉他，也常常用中阮给同学伴奏，无形间与这件乐器初结琴缘。在北京，他弹奏吉它演唱为自己积攒生活费，同时开始编写中阮练习曲和教学，他喜欢上了这件乐器，并开始酝酿《云南回忆》一曲的写作。有一次，他把自己无意间琢磨出的几个片段弹给指挥家闫惠昌听，对方大为称赞，建议他写成三个乐章的中阮协奏曲。有“知音”挚友的指认，加上自己那个时期不可抑止的创作激情， 《云南回忆》最终于1986年完成， 1987年在北京由张鑫华与中央民族乐团首演。这是他“失业”后写出的第一首大型作品。谁也没有想到，过去在乐队中被认为是“业务差”代名词的“阮”竟然潜藏着如此丰富的表现力，竟能演奏结构如此庞大的乐曲，竟然有如此复杂多样的技巧!历史上这件用文人名字命名的乐器，今天在一个青年作曲家的佳作中精彩“现身” ，一部杰作恢复了一件乐器的荣誉，甚而为它划出一个艺术的新时代，人在其中也再次展现出他伟大的创造力量。自《云南回忆》首演以后，刘星就把主要精力投入“阮乐”的创作、演奏、教学和推展上， 20多年来，他系统编写阮教材、从事阮教学，改编并出版中外古典名曲《广陵散》和《巴赫无伴奏大提琴组曲》 《琴歌》 ，创作《孤芳自赏》 《第二中阮协奏曲》 《山歌》等一大批阮乐，至此，他30年前为阮寻找“生存”出路的朦胧意念，也开花结果，梦想成真。

　　既是编者、作者，又是歌者、奏者，同时还是自己作品的听赏者

　　《云南回忆》获得成功所产生的效应是长远的、多方面的。毫不夸张地说，二十多年来，它已成为所有阮演奏家最喜欢的曲目，也是考验其技艺水准的第一曲。其影响达到了人人爱听、人人爱奏的程度，无论你在中国大陆，或者在港、台地区，还是新、马，只要有阮，就有可能听到《云南回忆》 ，极而言之，它成了现代阮乐的一首经典，也成为阮身份的一个标志。那么，这样的广泛传播，这样的效应是怎么发生的呢?用一句话回答：就是它来自作品本身。

　　1988年， 《云南回忆》在香港演出并准备在电台播出时，一位职业乐评人梁宝耳在《信报》( 1988年4月27日)写了一篇短评。他说，在《云南回忆》中完全听不到“例行公事式的乐句，但整首作品流露出中国音乐的韵味” ;“所用和声新颖而不新奇……更不以制造怪诞抢耳音响为目的” ;“曲式及乐句、乐段之组合十分符合美学原理，对照中有均衡，均衡中有变化” ;“主题乐句十分有个性，证明作曲者有运用乐音组成有格局之旋律之才华，是一位伟大作曲家之标志” ;作者是“作曲技术主人而非技术奴隶，刘星将来必成为国际之作曲大师” 。应该说，该文所给出的评语，并不过分，是一位对民乐有独到见解的乐评家的心语。

　　为了进一步探寻《云南回忆》的创作过程，我日前与刘星有过一次长谈。其中的一个问题是， 《云南回忆》是怎么写成的?

　　刘星说， 《云南回忆》不是用笔“写”的，而是用手“弹”出来的。从最初主题的酝酿，到全曲基本轮廓的完成，他都是通过自己弹奏，自己听、审，等自己满意后再记录下来的。这应该是作为演奏家刘星的一种特殊创作方式。它立即让我联想到，我们古往今来的无数优秀的民间艺术家们，在他们进行民歌、民间器乐的“创作”时，既是编者、作者，又是歌者、奏者(所谓表演) ，同时还是自己作品的听赏者。正是在这样“三位一体”的音乐实践中，才产生了千千万万首优秀的民间歌曲和民间器乐作品。对于熟悉阮这件乐器演奏技巧、充满创作冲动、学过现代作曲技巧而又不愿意循规蹈矩、才智皆备的刘星而言，他“选择”这种具有深厚传统的民间创作方式，是顺理成章的，也被证明是成功的。其实，说“弹”出来只是一种“表” ，从“心”里流淌出来才是它的“里” 。

　　刘星说， 《云南回忆》的独奏和协奏是同步构思、同步写出，而不是完成独奏部分的写作后再回头考虑乐队音乐的。当他对一段独奏音乐基本满意时，他不仅已经有了乐队音乐的“腹稿” ，而且还会让乐队继续往前延伸，等到这个段落可以暂时停顿时，他再回头根据乐队音乐的织体和情绪“弹”出独奏部分。这可能又是“刘氏作曲”的一种特殊方式，我们无须判断它有无普遍性，但可以肯定，采用“同步”写作方式，既可以给独奏与乐队音乐充分发挥的空间，又能保证其结构与语意的整体性和统一性。 《云南回忆》三个乐章的音乐之所以给人流丽、明畅、气贯长虹般的感受，似乎与这种写作方式不无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