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星与他的中阮协奏曲《云南回忆》(一)

刘星在演奏

　　中阮协奏曲《云南回忆》完成于1986年，那一年，作曲家刘星24岁。一个24岁的青年作曲家为一件几乎湮没了许多世纪的古老乐器写出一首从真正意义而言完全改变了它在当代中国民族器乐领域历史地位的优秀之作，这中间一定有某些有意味的故事，需要我们追溯，也值得我们探究。

　　一部杰作恢复了一件乐器的荣誉，甚而为它划出一个艺术的新时代

　　刘星， 1962年生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1982年毕业于上海音乐学院民族器乐系月琴专业。随后被分配至黑龙江省歌舞剧院民乐队。但他很快发现自己不“适合”做专职演奏员，遂于1984年辞职，南下北京。当时，辞职就意味着“失业” 。所以，刘星曾在名片里写上： 1982年毕业， 1984年失业。但“失业”后他有了一个新的身份：个体专业作曲家、演奏家，也即现在所谓的“自由音乐人” 。1990年，他再度南下，开始在上海一个人打拼。从1984年至今，前后近30年。30年间，这位“自由音乐人”做了一些什么?他为当年走出“音乐体制内”后悔吗?他在“体制外”选择了什么样的生存方式?他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了自己的音乐人生之梦?

　　以我与他近些年的接触、交往，我的看法是：当年的“出走” ，完全是刘星这个人与生俱来的“个性”和“心志”使然。如果当年没有“出走”之为，他就不会是刘星;如果当年没有“出走”之为，也就没有后来刘星的一系列开拓、创新和成功。日前，偶然看到关于网球冠军李娜登上美国《时代》周刊封面的一句评论：李娜是中国体育体制外特立独行的典范(大意) 。我当时就想，在中国音乐界也有一个音乐体制外特立独行的成功者，那就是刘星。

　　无论当时刘星是否自觉地意识到，他作为中国第一个“个体专业作曲家” (赵咏山先生在1989年评论《云南回忆》如是说)所作的“出走”抉择，至少有两方面的追寻：一、为自己这个一向有独立个性、不想受“体制内”种种条律束缚的音乐家在“体制外”寻找到某种生存、发展、创造的方式和空间，即使遭遇许多艰辛曲折也不怨不悔;二、通过专心一意的钻研、探索，为“阮”这件既古老又有特殊品质和巨大表现潜力的乐器，寻找更大的表现天地，恢复其应有的历史地位，为它开创出一个崭新的时代。

　　在一般人看来，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的社会环境，很难圆刘星的这两个“寻找”之梦，它们不仅是理想主义的，而且还要冒很大的风险。但不屑于生活戒律的刘星不在乎这一切，心志已立，他便义无反顾，从哈尔滨到北京，再从北京到上海，一步步走向自己认定的目标。

　　经历了近20年的拼打、积累，他于2003年在上海莫干山路50号建立了完全属于自己的“半度音乐制作有限公司” ，这个公司集录音、制作、出版、音乐沙龙、国乐雅集于一体，先后举行雅集型音乐会165场，出版半度公司录制的唱片14张，如《苗》 《侗族大歌》 《侗族情歌》 ，和刘星的各类作品如《湖》 《树》 《大洋洲》 《音乐瞬间》 《魔境十日》 ( New Age系列，前三张为刘星作曲)等，另有雅集音乐会现场录音唱片《出水莲》 《流水》 。目前，“半度”的雅集型音乐会，已经成为上海民乐发烧友们最向往的听赏场所之一，半度所出的所有唱片，也成了中外专业音乐家必藏的音响。特别是刘星和他的团队亲赴黔东南录制的《苗》 ，无论是录音观念、音响质量、文案记录、封面设计，皆为国际一流。作为一个小小的民间公司，半度用自己卓越的制乐理念、高品质的策划，在上海赢得了越来越好的声誉。30年前要寻找“生存”之道的意念，变成“半度”顺水顺风的良性运作。刘星最终圆了自己的第一个“寻找”之梦。